行省制是蒙古統治者在在中原地區行政區劃和政治制度方面留給后世的一份重要遺產。自元行省始，行省三司督撫的高層督政區體制較穩定地確立了下來。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元朝行省制度。

　　元代行省的性質與使命，需要從行省的設置、演化過程談起。

　　元代行省是行中書省的簡稱，其淵源可追溯到魏晉隋唐的行臺和金代行尚書省。只不過此類兩重性僅表現在云南等少數行省范圍內，多數行省的性質仍然是朝廷的臨時派出機構。

　　大約在世祖末成宗初，隨著江浙、湖廣、江西、陜西、四川、甘肅、遼陽、河南等行省的改置或增設，行省逐漸演化為常設的、固定的地方最高官府。幾乎與此同時，元廷又對行省的名稱、品秩、事權作了重要調整：其一，“嫌于外重”，一律取消中書省宰執“系銜” ;其二，降行省品秩為從一品，通常以平章政事二名為長官、少數行省特許增置左丞相一員，但品秩仍比都省低一級 ;其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并入行省，實行“絜兵民二枋而臨制于閫外” 的體制。這三項舉措大體奠定了行省作為地方常設機構的規模和權力框架。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行省演化為固定的地方官府，是指其主要性質而言。即使上述演化完成以后，行省仍長期保留著朝廷派出機構的某些原有性質。許有壬云：“都省握天下之十省分天下之治”。虞集說：“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 ?！对?middot;百官志七》也說：“行中書省……掌國庶務.統郡縣，鎮邊鄙，與都省為表里。”以上三處明言行省“分天下之治”，“掌國庶務”，且與朝廷都省互為“表里”，密切相連。另，終元一代，行省官一直屬于“內任”官 。元未柳貫、孫作、虞集稱行省為“外廷”、“政府”和“外宰相” 。這些都顯示：世祖、成宗朝以后行省仍具有地方最高官府和朝廷派出機構的兩重性質，其代表中央分馭各地的使命依然如故。與世祖前期行省的兩重性質不同的是，其地方最高官府的性質已占主導，朝廷派出機構的舊有性質則退居次要地位。徐元瑞《吏學指南·府號》說：“分鎮方面，故為行省。”《元史》《明宗紀》和《達識帖睦邇傳》也說，行省官掌“方面之權”，充“方面之寄”。此“分鎮方面”和“方面之權”，對理解行省的兩重性和代表中央分馭各地的使命，很有幫助。“分鎮方面”、“方面之權”和“方面之寄”，顯然不是一般地方官府在某地域范圍內“畫地統民”，而蘊含著由中央派出，代表中央統轄“方面”的意思。另外，從滅南宋之后湖廣、江西、江淮、陜西數省的轄區均與中書省直轄區“腹里’接壤，其治所均在與京師最近的水陸交通線上，也不難窺見行省代中央“分鎮方面”之職能是相當突出的。當然，我們還需要正視和承認世祖朝以后行省性質的主要方面演化為常設地方最高官府的事實。元行省的這一半性質，也可在元人筆下窺其端倪：如大德五年(1301年)成書的徐元瑞《吏學指南》稱行省為“分鎮方面”;但時至元末，柳貫則云“行省得畫地統民” ，與柳貫同仕于順帝朝的湖廣行省平章星吉也自稱：“吾受天子命為藩大臣” 。既然元后期文人中不乏行省“畫地統民”和“藩大臣”等說，元世祖朝以后行省新增的地方最高官府的性質也就十分清楚了。

　　總之，具有兩重性質和代表中央分馭各地的使命，是元行省制的一個基本特征。

　　元朝行省制度目的和作用

　　還需要注意，元廷設置十行省的目的和作用，各有側重，并不完全一致。如“生齒繁夥，物產富穰，水浮陸行，紛輪雜集”，“土賦居天下十六七” 的江浙、湖廣、江西三省，大抵以鎮壓新征服區域和搜刮財賦為基本宗旨，其治所相應地均設在行省北端的水陸交通要沖，而不置于該行省的中心地帶，以便朝廷的聯絡和指揮。位于中原、關中及西南邊徼襟要，駐有許多蒙古軍團的陜西、四川、云南、河南四行省，又以軍事襟要的鎮遏控制為重心。“太祖肇基之地”，“諸王星布棋列” 的嶺北行省及遼陽、甘肅等行省，則以廩養或防范蒙古諸王，控制蒙古部眾及供給軍需作為主要使命。從以上設置目的和作用看，元行省主要著眼于政治上的統治和軍事上的控制，酷似十個大軍區。無論是作為朝廷的臨時派出機構，抑或作為常設的地方最高官府，其代表中央進行政治控馭和軍節鎮遏的色彩，一直非常濃厚。

　　另外，朝廷為部分行省提供經費，也有助于理解行省的性質。如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閏十一月元廷“給河西行省鈔萬錠，以充歲費”;至元八年(1271年)四月“給河南行中中書省歲用銀五十萬兩” ;大德元年(1297年)正月“以鈔十二萬錠、鹽引三萬給甘肅行省” ;延祐四年(1297年)六月“給嶺北行省經費鈔九十萬錠、雜彩五萬匹” 。

　　至元十年(1273年)閏六月賽典赤·贍思丁赴任前所賜白銀二萬五干兩、鈔五百錠 ，也屬于云南行省設立之經費。以上朝廷撥給經費雖限于甘肅、河南、嶺北、云南等部分行省，時間上卻囊括行省演化嬗變的前后兩個階段。這既可以看做是朝廷對部分行省的財政支援，也是行省作為朝廷派出機構在財政方門面的證據。設置目的各有側重和半數左右行省經費由中央提供，也可以從側面印證元行省并非純粹的地方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