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出色的事跡材料可以產生弘揚正氣，引導良好風氣的功用，那么你知道哪些國家功勛人物事跡簡介？今天小編在這給大家整理了一些國家功勛人物事跡簡介5篇，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國家功勛人物事跡簡介（篇1）

想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想做什么樣的事情，想達到什么樣的道德境界，想實現一種什么樣的價值和生活的意義……這就是一個人的理想。這種理想是一個人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的具體體現。人擁有了理想和抱負，才會有具體的奮斗目標，才能調動自己的潛能、克服種種困難，努力去實現這個目標。

袁隆平，國家雜交水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農科院研究員，中國工程院院士，是馳譽全球的“雜交水稻之父”，1987年曾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教科文科學獎，11月2日被國家人事部授予“杰出專業技術人才獎章”。

少年時的袁隆平，對大自然充滿了熱愛，從小就立志當一名農藝師。從農學院畢業后，他開始了育種研究。

然而，使袁隆平鐵下心來搞雜交水稻研究的卻是1960-1962年中國連續3年遭受罕見的自然災害，糧食幾乎是顆粒無收，無數的農民被活活餓死。袁隆平感到了一種深沉的責任感，他立下志愿：我一定要想辦法讓農民多打糧，擺脫饑餓!

確定了志向之后，然后就是選擇突破口。他最初拜倒于米丘林、李森科的門派之下，但是經過實驗和思考后，他覺得他們的理論太空洞、太教條。于是，在一位老前輩的啟發下，他開始對孟德爾的雜交優勢理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袁隆平下定決心，“改變方向，搞水稻雜交優勢利用研究!”

這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在許多國家都在研究，但是均未能達到水稻雜交優勢的目的。他認真地翻閱前人實驗的各種記載，確定了自己的研究思路：

第一步，找到雄性不育株，即母禾;

第二步，找到一種特殊水稻品種作父本，即保持系;用父本給母禾授粉，使其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特征，即不育系;

第三步，選擇一個稻種與不育系雜交，使其后代恢復生育能力，叫恢復系。

三系配套，便可制種。

在目標確定后，袁隆平開始了長達10余年的日復一日的辛勤勞作。

為了找到一株雄性不育株，他獨自在田野里尋了半個月;為了尋找遠緣品種，他與助手遠上天涯海角，每天在野外奔走。得到了不育株，又需要授粉、澆水、觀察，精心照料，忙碌半天有時只能獲得幾顆種子。在短短6年多的時間里，他就嘗試了多個栽培稻品種的雜交實驗，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1966-1976年期間，他雖然沒有蹲“牛棚”，但是愚昧和嫉妒編制的厄運卻他無法擺脫的。一次，他從家里返回學校，發現實驗田里的秧苗一根不剩地被人拔走了。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沉重打擊，他絲毫也不灰心，反而加強了他把實驗搞好的愿望。

為了育種，中只在家中過了3個春節;然而最遺憾的是，父親死前也沒能和他見上一面。

天道酬勤，在其他農業研究機構和同志們的協助下，我國秈型雜交水稻終于研究成功!這一品種在短短的幾年內，為國家增產糧食2120億斤。它作為我國第一項出口技術轉讓給美國，比當地的良種增產37%;日本、阿根廷、巴西、印度等國相繼引進實驗，增產都在20%以上。袁隆平成為人類綠色革命的使者。

袁隆平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在于他濟世的樸素的思想，在這種樸素的思想支撐下，才有了他投身于雜交水稻的研究工作的志向，才有日后秈型雜交水稻的研制成功，實現了為我國、為世界增產糧食的美好愿望。

國家功勛人物事跡簡介（篇2）

一個絕密長達近30年的名字，一段鑄核盾衛和平一甲子的傳奇。

越神秘，人們越想了解他。

今天，讓我們走近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

鎂光燈下，89歲的“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于敏院士坐著輪椅，被緩緩推向主席臺中央，接過榮譽證書。這是黨和國家的崇高褒獎，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榮譽。

16年前的1999年，于敏重回公眾視野，作為23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代表發言。在這之前，因為從事事業的保密性，他的名字“隱形”長達近30年。驚天的事業沉默的人生，這句話濃縮了于敏與核武器研制相伴的一生。

“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沒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強盛中，便足以自慰了。”面對榮譽，于敏說：“我們沒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獨立，面對這樣龐大的題目，我不能有另一種選擇。”

黃沙百戰穿金甲 功在當代壯國威

這次轉身，對一個剛剛嶄露頭角的青年科學家來說，意味著巨大犧牲，核武器研制集體性強，需要隱姓埋名常年奔波。

1952年11月1日，美國研制的世界第一顆氫彈爆炸，其威力相當于1945年在日本廣島爆炸的原子彈的幾千倍。

為打破超級大國的核威脅和核訛詐，我國領導人高瞻遠矚，決定自力更生研制自己的原子彈和氫彈。

1961年1月的一天，鵝毛般的大雪紛紛揚揚，于敏冒著刺骨寒風，踏著厚厚積雪，應邀來到了時任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先生的辦公室。

這是于敏人生中一次重要轉型。

錢三強非常嚴肅地對他說，經所里研究，并報請上級批準，決定將你作為副組長領導和參加氫彈理論的預先研究工作。

這次轉身，對一個剛剛嶄露頭角的青年科學家來說，意味著巨大犧牲，核武器研制集體性強，需要隱姓埋名常年奔波。

盡管如此，于敏不假思索接受了任務，從此，他的名字從原子核理論研究領域消失了。

多年后，他敞開心扉：我的青少年時代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淪陷區度過的，亡國奴的屈辱生活給我留下深刻的慘痛印象。正是這種民族憂患意識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促使我下定決心從基礎研究轉向研制氫彈工作。

在國際上，氫彈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核武器，氫彈研究被核大國列為涉及國家安全的“最高機密”。

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于敏雖然基礎理論雄厚，知識面寬，但對系統復雜的氫彈仍然陌生。

原子彈爆炸成功后，為了突破氫彈原理，上級將黃祖洽、于敏及其研究小組中的30余人一起調往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集中力量攻克氫彈，但遲遲未得要領。

1965年9月，于敏率領13室部分人員，帶上被褥、臉盆、計算手冊到上海華東計算所，利用該所運算速度為每秒5萬次的計算機，完成加強型核航彈的優化設計任務。

創造歷史的“百日會戰”開始了。

作為參與會戰的五十分之一，兩鬢染霜的蔡少輝老人至今對當時的情形歷歷在目。

他回憶，當時計算機性能不穩定，機時又很寶貴，不到40歲的于敏在計算機房值大夜班(連續12小時)，一摞摞黑色的紙帶出來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細分析結果，終于挑出了三個用不同核材料設計的模型，回到宿舍后坐在鋪著稻草的鐵床床頭，做進一步分析。

0、1、2……9，這10個枯燥無味的數字，在于敏眼中卻是一首首詩，一幅幅畫，而他，儼然是演算紙上的將軍。

“別人從紙帶里看不出來的東西，經他一分析就成了活的知識。”蔡少輝稱贊于敏，總是能透過現象觸及事物本質。

剝繭抽絲，氫彈構型方向越來越清晰，于敏和團隊形成了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完整的氫彈物理設計方案。

1967年6月17日，羅布泊沙漠腹地，一聲驚天動地的“雷鳴”，蔚藍色的天空驟然升起一團熾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幾百個太陽還要亮的光芒，急劇翻騰的烈焰騰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無比的蘑菇狀紫色煙云，蘑菇云產生的強烈沖擊波卷起沙塵，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戈壁灘。

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了!爆炸當量為330萬噸級，與理論設計完全一樣!

盡管當時條件非常艱苦，然而從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到突破氫彈，我國僅用了26個月，創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紀錄。這對超級大國的核訛詐、核威脅又是一個漂亮的反擊。

審時度勢預則立 魂系國防情更急

“我國僅用45次試驗就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很大功勞應歸于老于。”與于敏共事過的鄭紹唐老人說，核試驗用的材料比金子還貴，每次核試驗耗資巨大，萬一失敗團隊緩過勁來要幾年。”

1999年，《紐約時報》以3個版面刊出特稿：中國是憑本事還是間諜來突破核武發展?

當時接受記者采訪時，于敏指著報道中的一句話——“不用進行間諜活動，北京可能已經自力更生實現了自己彈頭的小型化”對記者說，“這句話說對了，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我國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一開始定的方針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他話鋒一轉，“但我們不是‘可能’，是‘已經’實現了小型化。

第一顆氫彈只是試驗裝置，尺寸重量較大，還不能用作導彈運載的核彈頭，屬于第一代核武器。要與運載裝置導彈適配，核裝置還必須提高比威力并小型化，發展第二代核武器，難度大大增加。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為種種原因，一大批優秀的科學家和科技骨干相繼調離，于敏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長兼核武器理論研究所所長，全面負責領導突破二代初級和次級原理，發揮了兩個至關重要的作用：決策、把關。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不但在初級小型化和中子彈原理試驗取得了圓滿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實現重大決定性進展，而且次級小型化技術途徑已明確，核武器事業躋身世界水平已指日可待。

于敏沒有盲目樂觀，他將視線投向全球。

當時美國仍在不斷做地下核試驗，但他分析，其核戰斗部的設計水平已接近理論極限，為保持自己的核優勢，限制別人發展，很可能會加快核裁軍談判進程，促成國際上簽署全面核禁試條約。

“這好比百米賽跑，要將成績在10秒基礎上再提升0.1秒，要花很長時間和精力。”胡思得院士說，當時我國還處于爬坡期，進步潛力還很大。

如果必須做的核試驗沒有做，該拿到的數據沒有拿到，豈不是要“功虧一簣”?

于敏心急如焚。他顧不上老朋友鄧稼先先生已身患重病，直奔醫院談了自己的想法。鄧稼先亦有同感。

幾經反復，鄧稼先和于敏給中央打報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進程的建議。

正是這封建議書提前規劃了我國核試驗的部署，黨中央做出果斷決策，我國才爭取了寶貴的十年熱核試驗時間，完成了必須做的熱試驗。

禁核試后，如何保持我國核武器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綢繆。他提出，一定要把經驗的東西上升到科學的高度，用計算機模擬等新的方式開展深入研究，確保庫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性。

“該建議被采納并演化為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重要支柱。”北京應用物理與計算數學研究所所長李華說，至今它仍是我國核武器事業發展的指導思想。

相比美蘇上千次、法國200多次的核試驗次數，我國的核試驗次數僅為45次，不及美國的二十五分之一。

“我國僅用45次試驗就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很大功勞應歸于老于。”與于敏共事過的鄭紹唐老人說，核試驗用的材料比金子還貴，每次核試驗耗資巨大，萬一失敗團隊緩過勁來要幾年。老于選擇的是既有發展前途，又踏實穩妥的途徑，大多時間是在計算機上做模擬試驗，集思廣益，保證了技術路線幾乎沒有走過彎路。

干著第一代，看著第二代，想著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于敏對核武器發展有著獨到的眼光和敏銳的判斷。

上世紀70年代，他敏銳感覺到，慣性約束聚變(ICF)不僅有可能用于解決能源問題，還可能用來研究武器物理。在他建議下，我國ICF終于作為一個獨立主題列入國家863計劃，從此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國家功勛人物事跡簡介（篇3）

談到他的這一生有什么遺憾時，于老告訴我，如果說他的這一生有遺憾的話，那應該是兩個，一是這一生沒有機會到國外學習深造交流，這對一個科學家來說是很大的遺憾;二是因為工作太忙對孩子們關心不夠，沒有將他們培養成對國家有所建樹的人。但他說，雖然想起來是遺憾，并不后悔。

于敏認為，對于科學家來說，正式的職業是科學研究。而學術研究的環境和學術氛圍比較濃的是歐美和過去的蘇聯。他說，我雖然在國內是一流的，但沒有出過國總是一種遺憾。如果年輕時能夠出國進修或留學，對國家對科學的貢獻或許會更大。其實，于敏的一生中，應該說有無數次出國的機會，但是由于工作的關系，他都放棄了。

從1976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他的名字解禁后，他第一次走出了國門。但是，對這一次出國，于敏至今說起來甚感尷尬，但也頗有自己的一番心得。

由于工作的關系，于敏此次出國是以某大學教授的身份去美國訪問的。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盡管去了許多地方，但他始終像個“啞巴”：要問也不方便問，要說也不方便說，很不好受。

他說;“我這一生在和別人的交流方面有無法彌補的欠缺。博學，就必須交談，交談就不能是單方面的，不能是‘半導體’，必須雙向交流。但從我所從事的工作來講，和外面接觸總有一個閥門，因此交談起來吞吞吐吐，很別扭。不能見多識廣，哪能博學?不能交流又哪來考察的收獲。所以，從此以后，我就決定不再出國了，把機會多讓給年輕人一些。這樣對這些年輕人，對我們的事業都是有好處的。”

國家功勛人物事跡簡介（篇4）

當今，農學院的老師只會“紙上談兵”，學農的學生不會下田種地的情況并不罕見。很多冠以碩士、博士、教授、博導名頭的學者，缺乏對常識、對社會、對國情的起碼了解，滿足于做一些外文翻譯和文字堆砌工作，偏激固執，信口開河，做了很多對社會發展并無多少益處的“空頭學問”。而袁隆平恰恰相反，他是田野里的科學家，田野就是他的實驗室。“我不在家，就在試驗田;不在試驗田，就在去試驗田的路上。”這句袁隆平的名言足以讓很多埋在故紙堆里的“學問家”感到羞愧。實驗室和電腦前的工作，袁隆平認為也重要，但最重要的是“頂著太陽，趟著泥水，下田”。袁隆平告誡弟子：“書本里種不出超級稻，電腦里也敲不出超級稻，任何一項科研成果，都來自于深入細致的實干!”袁隆平用他的行動說明，知識分子只有走出書齋，走進社會;走出書本，走進實踐;走出自我，走進人民，才能在科學與生活的田野上大有作為。

袁隆平不是因循守舊、盲從的科學家。在強調自主創新的今天，中國科學界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考驗。盲目跟風、盜版抄襲、低水平重復成為中國科學界整體上缺乏創造性成果的硬傷所在。袁隆平曾說，硬要說雜交水稻的成功有什么秘訣的話，那其中的“第一秘訣”就是不囿于現存結論的創新思維。在袁隆平所處的年代，水稻方面的鴻儒大家有很多，但他們不敢也無法突破前人，最終沒有產生什么創新性成果。而袁隆平作為一名普通中專教師，卻對“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沒有雜交優勢”的“金科玉律”提出質疑，根據實踐提出了相反的設想，開始了獨辟蹊徑的研究。“不迷信，不迷信書本，科學研究要敢于質疑，勇于創新”，袁隆平認為這是一名科學家的重要素質。鼓勵科學家獨立思考，大膽創新，特別要讓年輕人勇于實踐、敢于超越，應該成為我們今后科技創新努力的方向之一。

當今學界，浮躁、浮夸之風盛行，門派成見根深蒂固，為了評職稱、快出名，不少人甚至不惜剽竊，一些單位仍然論資排輩盛行。這些都阻礙了科學的發展、理論的創新以及中國整體科技實力的提升。而袁隆平是中國科學界一個難得的帥才，他不是一枝獨秀，而是用自己的火炬點燃了一片火炬。在他的帶領下，中國形成了一支高質量的雜交水稻的人才梯隊。上世紀，他曾把自己發現的野生稻資料無私地提供給各地的科研機構，從而大大推進了雜交水稻在全國的研究。他還把政府撥給的數千萬元資金奉獻出來，組織起全國的協作單位共同研究、共同分享。袁隆平的學生鄧華鳳根據老師的思路，歷經兩年使兩系法雜交水稻的設想變成現實。報獎時，鄧華鳳想在名單上把袁隆平排在第一的位置，袁隆平卻堅稱，不排第一、不排名，他本人不參與評獎，充分表現出淡泊名利、無私奉獻的廣闊胸懷。

發掘和弘揚袁隆平的精神價值，在建設創新型國家、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今天具有重要意義。每一位科研工作者、每一位知識分子都應該以袁隆平為榜樣，耐住寂寞，集中精神，在自主創新的征途上奮力向前!

國家功勛人物事跡簡介（篇5）

袁隆平之所以取得成功，歸根結底的原因只有一個——袁隆平代表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勤勞、堅韌、仁愛

袁隆平的成果，不是坐在辦公室里，用電腦算出來的。那是長年累月，蹲在田間地頭一點一點摸索總結出來的。現在搞學術的人難出成果，常自抱怨，可是有多少人有袁隆平那樣的勤勞辛苦精神呢?在如飛的社會節奏里，許多人早已經變得浮躁，又怎么能獲得真正的成果呢?

袁隆平夠堅韌，一次次的失敗，也沒能阻止他最后獲得成功。他的堅韌體現在以苦為樂，逆境中也常開玩笑;他的堅韌體現在癡心不改，數十年如一日只想著雜交水稻;他的堅韌體現在我行我素，就算是沒有國家和別人的支持，他也要將雜交進行到底。支持他如此堅韌的，是他心中“為民謀食”的仁愛精神。

袁隆平說：“我畢生的追求就是讓所有人遠離饑餓。”這正是中華文化里，“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的精神。這是人類社會最廣大最深厚的仁愛精神，遠比什么虛偽的上帝來得真實。正是這種“愛人如愛我”的仁愛精神，幫助袁隆平戰勝數不清的困難，最后獲得成功，為人類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因為他的成果，世界上可以多活一億人。這種精神，是推崇天下為公的中國人所獨有的。這種精神，放在自私社會里是行不通的——現在為什么不出袁隆平?

電影《袁隆平》里，袁隆平因為在課堂上推崇孟德爾和蘇格拉底，否定了米秋林和李本森，遭到了領導的批判。原因當然是“否定社會主義科學，提倡資產階級學術”之類的。這就太令人鄙視了，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也沒有階級之分，不管誰的成果，只要是為人類造福，為何不可拿來我用?

袁隆平代表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他的使命已經完成，我們的使命才剛剛開始。如何參與重建中華民族精神，使我們的國人，人人都可以成為袁隆平，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我們新時代青少年要開始努力了，為了祖先的光榮，為了國人的幸福，我們需要為重振中華精神做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