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十日記》是明末王秀楚所寫關(guān)于清兵在揚州屠城的一本約八千字左右的小書。有人認為“由于清廷禁止《揚州十日記》流通導致人們對此絲毫不知，直到辛亥革命前夕有心人士將此書從日本印了帶回中國，故此書真?zhèn)伍L期以來有所爭議。那么《揚州十日記》有什么歷史價值?

　　崇禎17年1644年3月， 李自成率農(nóng)民軍攻進北京城，崇禎上吊自縊。傳統(tǒng)說法，這一年明朝滅亡。但同年五月，文武大臣為了使明帝國更好的運轉(zhuǎn)，于是在南京擁立明朝宗室 福王 朱由崧( 明神宗朱翊鈞的孫子)在南京登上帝位。年號弘光，圖謀復明，收復失地。但在 弘光政權(quán)內(nèi)部沒有北伐統(tǒng)一意見，內(nèi)部還延續(xù)東林黨爭的余溫。不僅不積極抗清，福王還沉湎酒色，不思奮進。馬士英等只知排斥異己，魚肉百姓。當鎮(zhèn)守 江北四鎮(zhèn)的總兵 劉澤清、 高杰、 劉良佐、 黃得功大敵當前之際都互相爭權(quán)奪利，不以國事為重。危難之際，兵部尚書 史可法 督師江北，籌措軍民，抗擊清兵侵略。

　　明弘光元年(1645)，清軍揮師南下 破竹。南明國難當頭之時，仍然黨爭不斷。兵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史可法奔赴揚州，支撐危局。四月十五日，清軍將領(lǐng)多鐸一路揮師南下，清軍包圍了揚州城。史可法率軍四千人上城御敵，誓與揚州城軍民共存亡。艱苦守衛(wèi)十天以后(按： 顧誠在《 南明史》里認為史可法堅守揚州實際上僅僅半天)，揚州陷入清軍之手。揚州知府 任育民不屈被殺，全家投井而亡。史可法被俘，慷慨就義。都督劉肇基率殘部四百余人與城內(nèi)市民一起，與清軍展開巷戰(zhàn)，直至全軍俱沒，無一人投降。

　　清軍占領(lǐng)揚州以后，多鐸痛恨揚州人民的反抗，以不聽招降為理由，下令屠城十日，縱使部下濫殺無辜。他在“諭南京等處文武官員人等”的令旨中說：“昨大兵至維揚，城內(nèi)官員軍民嬰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將禍福諄諄曉諭，遲延數(shù)日，官員終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妻子為俘。是豈予之本懷，蓋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處，官員軍民抗拒不降，維揚可鑒。”心狠手辣的多鐸，視揚州百姓的性命為草芥，用屠夫的惡行來威嚇敢于抵抗的各地軍民。

　　揚州城的居民，只有少數(shù)人在破城前逃出，還有個別的在清軍入城后隱蔽躲藏而幸免于難，而絕大部分人慘遭屠殺，“城中積尸如亂麻”。

　　王秀楚根據(jù)親身經(jīng)歷，寫出《揚州十日記》，對清軍自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日在揚州的暴行作了甚為詳細的記載。其中記述二十七日的情況說：“殺聲遍至，刀環(huán)響處，愴呼亂起，齊聲乞命者或數(shù)十人或百余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刃，無一敢逃者。至于紛紛子女，百人交啼，哀鳴動地，更無論矣。日向午，殺掠愈甚，積尸愈多，耳所難聞，目不忍睹”。

　　清軍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安官置吏，“查焚尸簿載其數(shù)，前后約計八十萬余”。雖然這個數(shù)字可能有所夸大，但即使按《 明季南略》一書的記載，也有超過這個數(shù)字的一半：“揚州煙爨四十八萬，至是遂空。”這就是慘絕人寰的“ 揚州十日”。揚州城淪為一座人間地獄，千年古城被毀為廢墟一片。

　　《揚州十日記》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就在于它是 信史。“其間皆身所親歷，目所親睹”，而“遠處風聞者不載也”。對于史學研究來說，這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難能可貴的是，該書立場比較客觀，不帶偏見，無所袒護，也無所隱諱，即如 司馬遷寫《史記》的筆法，“筆則筆，削則削”。書中既揭露清軍奸淫擄掠、刀砍火燒的種種暴行，也揭露明軍的軍紀渙散與高杰余部的強盜行徑，還揭露地方上亡命之徒趁火打劫的鋌而走險。書中既對無辜平民所受空前浩劫表示深切同情，“耳所難聞，目不忍睹”;也對極少數(shù)失節(jié)婦女的“曲盡媚態(tài)”，表示卑視與憤慨，“恨不能奪卒之刀，斷此淫孽”;還對“有捐金萬兩而卒受斃者”表示惋惜，并慨嘆：是“揚人自導之也!”此“自導”為“自食其果”之“導”;而對自身納金乞命、茍且偷生的狼狽行狀，也絲毫不加掩飾，并未把自己打扮成抗清志士。書中既為史可法的臨難不茍免、在全城宣示“一人當之，不累百姓”的“牌諭”而“感泣”，也為鄰居洪嫗的“卒不供出一人”而“甚德之”;其間還有兄弟、夫婦之間生死與共、患難相依的手足之情與伉儷之情。可以說，全書愛恨情仇交加，美丑善惡交織。凡所揭露，分清主次，一以道義為準;凡所褒貶，明辨是非，一以大節(jié)為重。作為第一手資料，這就提供了歷史的全息，而提高了信史的可信度。

　　《揚州十日記》之所以有非凡的文學價值，也在于它是信史。文學藝術(shù)的生命在于真實，唯真切才感人。

　　1940年， 林語堂先生主持的上海西風社出版了揚州人毛如升先生英譯的《揚州十日記》。美國學者貝德博士在該英譯本《序言》中，對本書的文學價值，給予高度評價：

　　且就文學之觀點言之，《揚州十日記》亦為非凡之文獻。其敘事生動逼真，而以其逼真之故，讀來令人驚心動魄。其故事之倏忽、鮮明與真切，前后踵接，不啻一幕近代影劇，讀者感其事，激于情，莫不驚心咋舌焉。而此種緊張情緒，逐步開展，洵可與一部好劇本相媲美……此書之真切純正，讀者無不為之感動。而其文風之 質(zhì)樸無華，足證原書之絕非虛構(gòu)。(轉(zhuǎn)引自 曾學文著《揚州名書》)

　　貝德博士說得好，“明代之覆亡與滿人之侵入，歷史學家每多浮泛之論，而《揚州十日記》一書，由 征實多矣。此書就人類生命與價值立論，描寫當時實況，故其后革命發(fā)軔時，所以采取激烈手段以抗清朝 統(tǒng)治者，蓋此書之力也。”

　　辛亥革命前夕，留日愛國學生才鉆進東京和 大阪的圖書館里，把列為《四庫》禁毀書、在國內(nèi) 湮沒無聞達250年之久卻因流入日本而幸存的《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等書，“印了輸入漢地，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 魯迅《雜記》)所以1897年， 譚嗣同、 唐才常在長沙“竊印《 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按語，秘密分布，傳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眾。”( 梁啟超《 清代學術(shù)概論》)所以1903年， 鄒容在上海刊行《 革命軍》，更以《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大造革命輿論。總之，在辛亥革命時期，《揚州十日記》發(fā)揮了革命助產(chǎn)士的獨特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一說1904年)， 陳天華在東京發(fā)表《 警世鐘》，為反對 沙俄帝國主義對 東三省的侵略，為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瓜分，又以《揚州十日記》為反帝愛國的警世教材，大聲疾呼：“若是被洋人瓜分了，我漢人一定不得了。”“須知這瓜分之禍，不但是亡國罷了，一定還要滅種。”《 警世鐘》中對世人提出“十條奉勸”，第五條是：“勸富的舍錢。”說：“你看自古換朝的時候，受盡苦楚的不是那富戶嗎?《揚州十日記》上所載，滿兵將到揚州，那些富戶一文錢不肯出;及城破了，拿出錢買命，一隊去了，一隊又來，有出過萬金終不免于死的。”讀來，令人大為警醒。

　　此后，在抗日戰(zhàn)爭中，《揚州十日記》一版又一版發(fā)行，一地又一地翻印，確實起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動員民眾作用。抗日名將 戴安瀾1942年4月在緬甸協(xié)同英軍對日作戰(zhàn)時，身負重傷，5月不治殉國，檢點遺物，其中就有染上血跡的《揚州十日記》。視此，能不令人肅然起敬?

　　這里，我們不禁想起清代 康熙年間詩人 錢澄之的《揚州》詩：“水落 邗溝夜泊船，一般風物客凄然。關(guān)門仍舊千檣塞，市井重新百貨填。商賈不離爭利地，兒童誰識破城年?當時百萬人同盡，博得孤忠史相傳。”此詩的寫作時間，距離1645年的“ 揚州十日”，才27年，竟已經(jīng)是“兒童誰識破城年”了。這使我們想到了對青少年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務須以“居安思危”警策。因此，《揚州十日記》仍不失一部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愛國主義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