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掃蕩中，日軍實施了所謂的"燼滅作戰"。"燼滅"，就是燒盡滅絕，燒光殺絕的意思，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那么日本的三光政策是怎么來的？

　　1940年夏秋，日本帝國主義乘德國法西斯軍隊在西歐和北歐迅猛推進、美國尚未完成戰略準備、西方諸國無力東顧之機，積極準備實行南下政策，攫取英、美、法等國在東南亞和西南太平洋的殖民地，以期早日實現“大東亞共榮圈”。

　　為放手南進，日軍大本營妄想早日解決中國問題，使中國成為其“南進”的后方基地，于7月23日發出“迅速處理支那事變”的命令，為此，一面加緊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訛詐和政治誘降，揚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慶，北奪西安”;一面集中主要力量繼續進攻抗日根據地，特別是在華北，侵華日軍瘋狂推行所謂“肅正建設計劃”，以鐵路作柱、公路作鏈、據點作鎖的“囚籠政策”，企圖分割摧毀各抗日根據地。至1940年7月，日軍在華北新建修復鐵路2300千米，公路1.5萬千米，新建碉堡據點2700多個，以進一步鞏固其占領區。

　　為粉碎日寇這一惡毒的“囚籠政策”，爭取華北戰局更有利的發展，并影響全國的抗戰局勢，配合正面國民黨軍作戰，八路軍總部發動了著名的“百團大戰”，遭受沉重打擊的日軍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隨后從華中正面戰場抽調2個師團加強華北方面軍，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掃蕩”，并實施所謂的“燼滅作戰”，殺戮居民，對糧秣、房舍及其他物資設備進行徹底的破壞，也就是最初形式的、有系統的、有組織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作戰”。日本學者新村出主編的《廣辭苑》(1955年第1版)收錄了“燼滅作戰”一詞，將“燼滅”解釋為“燒盡滅絕”，意即“燒光殺光”。

　　1940年11月16日，八路軍總部通電全國，揭露日軍在“掃蕩”中實行殺光、燒光、搶光的野蠻暴行;24日，《新華日報》第一版刊登了題為《粉碎日寇對華北“燼滅掃蕩”的新陰謀》的社論，指出：“日寇稱其近日對華北進行的為‘燼滅掃蕩’或‘焦土掃蕩’，其內容便是：逢屋便燒，逢人便殺;俾其掃蕩區域，屋歸于燼，人歸于滅……日寇對華北的獸行，決不單是報復(注：指百團大戰)，也決不單是軍事企圖。而是在其‘和平攻勢’失敗而增加局部軍事逼迫的策略下，直指華北八路軍的。”

　　當天該報的第二版還刊登了我華北軍民痛殲暴敵，粉碎日寇“燼滅掃蕩”，以及日寇在“掃蕩”中所犯下的燒殺奸淫搶掠的種種暴行，這是在“三光政策”這一用語正式出現前對“三光政策”最早的揭露。

　　1941年1月16日，日軍大本營批準《大東亞長期戰爭指導綱要》，提出要“繼續對中國進行壓迫，力求在昭和16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軍事、政治、謀略的綜合壓力，解決中國事變”。

　　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明確今后“肅正的重點，仍然在于剿共”，在華北推行“治安強化運動”，實施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相結合的“總力戰”，并調集除關東軍外侵華兵力的75%和全部偽軍進行大規模的“掃蕩”“清鄉”和“蠶食”。

　　據統計，1941年至1942年的兩年間，華北日軍組織千人以上萬人以下的“掃蕩”132次，1萬人至7萬人的大“掃蕩”就達27次之多，有時在同一地區反復“掃蕩”3至4個月。

　　“掃蕩”的伎倆更是五花八門，諸如“鐵壁合圍”“捕捉奇襲”“縱橫清剿”“反轉電擊”“輾轉抉剔”“梳篦清剿”“拉網合圍”“馬蹄形堡壘線”“魚鱗式包圍陣”等，雖然日軍在作戰命令和作戰術語中并未有“三光政策”或“三光作戰”一詞，而稱之為“燼滅作戰”“徹底的肅正作戰(討伐)”“徹底覆(討)滅”“討滅作戰”等，但毫無疑問，它們“實際是非常接近、或是幾乎完全一樣的”。

　　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可謂是“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而將其“發揚光大”的則是號稱日本“三杰”的老牌侵華頭子岡村寧次。

　　1941年7月，岡村寧次接替多田駿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揚言“要在4個月徹底消滅華北的共產黨和八路軍”，為此，他糾集日軍5個師團、6個混成旅團的大部和偽軍共7萬余人，用其在朝鮮和東三省的“剿共”經驗，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進行毀滅性的大“掃蕩”，其規模之大、頻率之高、手段之狠毒，都是空前絕后的。

　　日軍在“掃蕩”中慘無人道地推行“三光政策”，制造了多起慘案，甚至滅絕人性地施放毒氣，進行細菌戰，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古北口的長城沿線，制造了東西長350余千米、南北寬40余千米的無人區，如1941年1月，日軍血洗河北省豐潤縣潘家峪村，一次集體屠殺群眾1300余人，焚燒房屋千余間，1942年5月至7月，在對冀中區的大“掃蕩”中，日軍殘殺、傷害、抓走群眾高達5萬多人，當時的華北地區，呈現出“無村不戴孝，處處是狼煙”的慘景。

　　“三光政策”給華北抗日根據地帶來慘重的損失，最困難時根據地面積縮小1/3，冀中、冀南、冀魯豫、魯中、冀魯邊等抗日根據地變成了游擊區，有的還變成了敵占區，人口也由5000萬銳減至2500萬，八路軍由40萬減至34萬，敵后抗戰進入到極端困難時期。

　　1941年7月7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報》在第二版刊登了朱德總司令撰寫的《八路軍新四軍抗戰第四周年》一文，指出：“敵后經濟的特點，是敵人的封鎖和毀滅政策。在封鎖方面，則隔斷我各抗日根據地的聯系，隔斷城市與鄉村的來往，在毀滅方面實行其‘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口號，這種經濟上的封鎖摧殘，其為禍之烈，在敵后方顯然比我后方要厲害得多。”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對“三光政策”最早的正式表述。

　　這一時期，在《解放日報》《新華日報》(太行版)《晉察冀日報》《八路軍軍政雜志》等我黨我軍主要報刊的社論、評論、消息，以及中共中央文件和領導人的講話中，不斷出現“三光政策”這一用語，并做了更形象、更具體的描述與揭露。如1942年1月15日《解放日報》第三版刊登的《敵寇在華北的強化治安運動》一文指出：“所謂‘三光政策’就是敵人每次‘掃蕩’我根據地時，常挨村洗劫，將男女殺光，東西搶光，房屋燒光，造成一片焦土，使我軍民無法安居，形成所謂‘無人區’。

　　在實行‘三光政策’時，日軍特別注意對生產工具與牲畜之破壞與掠奪，企圖根本摧毀生產，以餓死軍民。”“三光政策”作為侵華日軍野蠻兇殘、奸淫燒殺、搶劫掠奪、無惡不作的代名詞，為抗日根據地軍民家喻戶曉了。

　　在戰后日本出版的刊物及書籍中，也出現了“三光政策”這一用語，如《百科事典》《廣辭苑》等均收錄了“三光政策”一詞，并解釋為“日華戰爭中，日本實行的殘酷的非人道戰術，是中國的叫法”。

　　綜上所述，“三光政策”是在百團大戰后，侵華日軍有組織有計劃地實行帶有戰略意義的極其惡毒的政策，妄圖徹底摧毀抗日根據地軍民的戰斗意志及物質基礎，進而霸占全中國的陰謀計劃的組成部分。

　　然而，作為推行“三光政策”的急先鋒、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劊子手岡村寧次，在其戰后所著的回憶錄中竟然無恥狡辯，詭稱：“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節，向司令部全體高級軍官作了訓示，首先朗誦明治天皇所作詩句‘國仇固當報，仁慈不可忘’，然后帶領大家高呼‘滅共愛民’，在那以后，我認為貫徹愛民方針至關重要，又提出了‘戒燒、戒淫、戒殺’的標語訓示，這條標語并非出自我的發明，而是借用了清軍入侵明朝時的禁令。”儼然將自己裝扮為“三光政策”的反對者。

　　尤為甚者的是，岡村還倒打一耙，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對“三光政策”的無情揭露污蔑為“日、中的共產黨把我的三戒標語篡改成‘岡村寧次的可殺、可燒、可搶的三光政策’大肆宣傳”，妄圖顛倒黑白，欲蓋彌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