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是五胡亂華后漢族在北方重新建立并進而統一全國的王朝。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推薦的短命隋朝滅亡的原因，希望能夠對您有所幫助。

　　短命隋朝滅亡的原因：

　　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楊堅篡奪北周帝位，建立了隋朝;589年，隋朝出兵平陳，統一了中國;617年，隋朝被李淵建立的唐朝取代。前后三十七年;如果從統一全國算起，則不過二十九年。

　　中國歷史上，由分治而被一統的王朝，有秦的結束戰國諸雄、西晉的結束三國、隋的結束南北朝、宋的結束五代十國。這當中，秦、西晉和宋，都經歷了“統一-分裂-統一”的循環。“五胡亂華”以后，晉室南遷，相繼為宋齊梁陳;北方則是五胡十六國、北魏以及東魏-北齊、西魏-北周，雖南北分治，但并非由“統一到分裂”。這有些像宋以后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部族的對抗(只是這時所謂“中原王朝”的版圖已退至江淮以南，而北方的游牧部族所控制的區域南下到了黃河流域)，但又不同于蒙元、滿清那樣以“異民族”的姿態、摧枯拉朽般整合東亞大陸的“統一”方式。五胡十六國，特別是此后的北魏，因長期占據黃河流域這一“中原”的核心地帶，及其深入的漢化，自認為具備了與江淮以南政權爭正統、爭正朔的政治、文化資本，從而又具有了傳統的“從分裂到統一”的政治色彩。

　　隋帝國究竟出現了什么問題，那么快就被推翻了呢?

　　535年，北魏分裂為東西兩部分;577年，北周滅北齊，統一北方;589年，隋朝征服了陳朝，統一了中國。

　　西魏-北周，與東魏-北齊，本屬“同根”，但長期的征伐，使雙方有強烈的敵意。這種敵意，并沒有隨著北周吞并北齊而減弱，相反，北周以征服者的姿態，歧視原北齊控制的所謂山東之人，稱其為“機巧奸偽，避役游惰”之民。這就是《隋書·食貨志》所稱的：“是時山東尚承齊弊，機巧奸偽，避役游惰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為戶頭，以防容隱。”對北齊社會的高層，也采高壓態勢，牟發松《舊齊士人與周隋政權》(《文史》2003年第一期)已多所論述。滅陳后，隋對南方也采取高壓政策。時蘇威受命巡撫江南，《北史·蘇威傳》稱：“江表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后，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蘇)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為亂，生臠縣令，啗其肉。于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耶。”當地民眾這場規模不小的武裝反抗，終被鎮壓。

　　周隋攻滅了北齊、陳朝，建立了統一的帝國，由地方政權變成了全國性的中央政權，但是，在政治理念上，卻沒有隨著版圖的擴大而擴大，沒有同時完成“地方政權中央化”的歷程。強迫原北齊、陳朝的上層人物入關，并不是為了擴大統治基礎，而是旨在控制;中下層人士想入仕，卻遭到排擠。仍舊以一個地方人物為中心、以一個地方政權的心態，來控制一個全國性的政權，這是當時政治上的一個主要問題。

　　統一全國十五年之后的604年，隋文帝死，其子楊廣即位，是為歷史上著名的隋煬帝。隋煬帝在位不足十五年，以618年他在江都遇害為標志，隋帝國實質上已結束了。隋文帝統一全國后執政的十五年，沒有能完成關中地方政權的中央化，那么在隋煬帝執政的十五年，是否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并付諸解決呢?

　　604年七月，隋煬帝即位于仁壽宮。十一月到洛陽，“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今山西臨汾河津)東接長平(今山西高平)、汲郡(今河南汲縣)，抵臨清關(今河南延津)，度河，至浚儀(今河南開封)、襄城(今河南臨汝)，達于上洛(今陜西商縣)，以置關防”(《隋書·煬帝紀上》)。這是圍東都洛陽一圈，掘塹、設置關防。營建東都，政治中心東移，說明隋煬帝有“關中政權中央化”的意識，但仍然是自設關防、設關自固的思維。這實際是將關中的“關”向東擴大而已。與此相關的，就是疏通運河，以東都為中心，西北抵涿郡(今北京)，東南到江都(今揚州)，加強了關中與山東、江淮的溝通和聯系，以促進在政治地理意義上的聯為一體。當然，他的幾次巡行和耀兵，都是通過威懾而旨在加強對久與關中為敵的山東、江淮，特別是對山東的控制。

　　我們再通過《隋書·煬帝紀》來看一下他在位十五年的行程。

　　605年八月，幸江都，606年四月返東都。

　　607年四月至八月，沿黃河西岸，北上至榆林，入樓煩關，至太原，返東都。

　　608年三月至八月，至五原，祠恒岳，返東都。

　　609年二月，自東都返京師。三月，巡行隴右，沿洮河西上，在今劉家峽附近渡黃河，至今青海樂都;經祁連，至張掖，九月入長安。十一月幸東都。

　　610年三月，到江都。

　　611年二月，自江都乘船，經通濟渠，北上涿郡，準備攻打遼東。612年正月，大軍集涿郡，七月失利班師，九月至東都。

　　613年二月征兵討高麗，四月至遼東，六月發生楊玄感之變，班師。

　　614年二月，議伐高麗，三月至涿郡，八月班師。十月至東都，還京師，十二月又至東都。

　　615年五月，至太原，避暑汾陽宮，八月至雁門，被突厥圍，九月圍解，十月返至東都。

　　616年七月，到江都。618年三月，被宇文化及等殺。

　　他即位后，在長安呆的時間極少。除巡行外，他主要是在江都和東都。進攻高麗，是他執政期間的一個轉折點;自此，山東民眾，即所謂“山東豪杰”開始暴動。613年，伴隨著民眾暴動的擴大，作為統治集團的高層人物，楊玄感起兵反叛。這一年，隋朝政治急轉直下，以615年隋煬帝被圍雁門為標志，隋帝國的控制力大為減弱;次年隋煬帝到江都。最后的兩年多時間，他一直呆在江都。

　　隋煬帝為什么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打高麗，一直是學界眾說紛紜的一個話題。按理說，高麗并沒有對隋帝國構成實質性的危害;對隋帝國構成實質性威脅的突厥，隋煬帝倒很理性，采取的是守勢。我們認為，結好突厥，是為了震懾高麗;而攻打高麗，是為了威懾河北和河東。607年、608年他兩次巡行河套地區，612年、613年、614年三次攻打高麗，其真實的政治目的，始終是針對河北和河東。河北、山東一直是成為中央政權卻仍固守“關隴”地域性的隋王朝的假想敵。這既與關中的西魏-北周與東魏-北齊的長期征戰有關，也與隋文帝楊堅控制北周政治、尉遲迥起兵于鄴(今河南安陽北)，煬帝即位、其弟漢王楊諒起兵于并州(今山西太原)有關。

　　尉遲迥起兵，“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北史·尉遲迥傳》)。尉遲迥起兵是在河北，但隋文帝頗以絳、汾為憂，“尉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韋)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隋書·韋世康傳》)漢王諒起兵時，他的兩位重要謀士是南朝梁的大將王僧辯之子和陳將蕭摩訶;王氏勸漢王說：“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害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隋書·文四子楊諒傳》)無論正方、反方，都是從區域政治的對抗著眼來思考問題，利用或防范的，都是關東和江淮，盡管也許這種區域對抗在當時的實際政治生活中，并沒有當事人想象得那么嚴重、那么大。

　　突厥是當時活動在東亞舞臺上，至少可以與隋帝國抗衡的勢力。隋王朝很擔心河東、河北的異己力量，與突厥聯合，挾突厥以自重。尉遲迥起兵，也有“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的舉動，而煬帝末年活動于河東、河北的暴動者，也確實不乏與突厥聯合者，如劉武周等。李淵太原起兵，也至少是得到了突厥的支持。所以，隋煬帝在無力與突厥直接對抗的前提下，就要努力切斷被隋王朝視作潛在敵對勢力的河北、河東與突厥聯系的可能。在這個過程中，他又極力籠絡江淮地區。他幾次到江都，都大肆赦免，并優免該地區民眾的賦稅等。這與他個人對江淮的感情不無關系，但他也并沒有對江淮人士開放政權。

　　他在雁門被突厥圍困，是他結好、安撫突厥，以充分威懾、控制河東、河北國策的大失敗。所以他在突圍后的次年，即南下江都，實質上是逃避這一變局帶來的挑戰。

　　總之，隋煬帝一方面沒能解決隋王朝據有天下而仍是關中“地區政權”的性質，另一方面，他又長期不在長安，除出外巡行，即長期停留在東都和江都，這又引起了實際控制政權的關隴人士的不滿。他在雁門被圍后，決定南下江都，而不是駐守關中或東都，這更引起了關隴人士的驚恐。所以，616年七月他離開長安時，他殺掉了一位勸諫者;到氾水，又殺掉了另一位勸他返回長安的進諫者。他“執意”要離開關中。終于，兩年后，他被隨他南下的關中武將宇文化及等殺死。宇文化及帶領人馬北返。

　　民眾的暴動，確實有賦役太重，如疏通運河、筑長城、修宮殿等，特別是為征遼東而兵役甚重的問題(當時就有《無向遼東浪死歌》以作“反戰”的號召)，但對楊隋王朝更致命的打擊，是關隴人士對隋煬帝的“背叛”。事實上，取代楊隋的，是本屬關隴集團的李淵，而在李氏父子進入關中，削平群雄的征戰中，宇文化及率領的楊隋北歸軍隊是其最為強勁的對手。對所謂農民起義的暴動民眾的攻伐，倒顯得并沒有太費氣力。

　　在統一之后，既不能與民休息，又不能開放政權、使之隨著疆域的擴大而逐步實現中央化或全國化，最終導致了楊隋王朝二世而亡。

　　唐貞觀年間，對隋朝忽亡的反省成為君臣論治的重要內容。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也成為政治格言。唐太宗勢力的坐大，雖然得到了所謂山東豪杰的支持，但他執政后，并沒有向山東人士開放政權，同時還著力打擊、壓制山東舊族在社會上的影響。大家熟知的一段史料正可說明這一點：

　　太宗嘗言及山東、關中人，意有異同，(張)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以東西為限;若如是，則示人以隘陋。”太宗善其言，賜名馬一匹、錢十萬、衣一襲。(《舊唐書·張行成傳》)

　　對關中、關東仍存戒心，這個問題的解決，是到了其子唐高宗即位之后。高宗為了掙脫以關中人士為主的顧命大臣的羈絆，才大力任用關東人士。在我們今天看來，唐太宗君臣對隋亡的教訓總結得并不到位。但重視歷史的教訓，畢竟是可貴的。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離我們越近的歷史，越值得反省，也越有借鑒的意義。比如，我們今天就更應該認真、深刻地反省國民黨對大陸近三十年的威權統治以及它被摧枯拉朽般打垮的歷史。

　　我們研究的歷史，是已經知道了結果;反觀歷史，“發生的都是必然的”。即使強調偶然，對這個結果而言，也常常是必然導致這一已知結果的偶然。我們無法將偶然的變量加入或抽出，再推演其結果。對隋朝短命的認識與理解，亦復如此。這也多少印證了那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