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即被人們推崇為理想的注茶器。紫砂壺優良的實用功能，在明清兩代的文獻中即有所記載。明清兩代人們認為茶壺之所以“黜銀錫及閩豫瓷，而尚宜陶”，是由于紫砂壺能發出茶之色、香、味、，并且既不奪香，又煮熟湯氣。關于“越宿不餿”的說法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紫砂壺的發展歷史。

　　紫砂創始在何時，在我國陶瓷史上一直是懸而未決的題目。明、清時代的史籍中明確地說，紫砂 陶器創始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間，金沙寺的和尚和書僮是創始人。如明周高起在[陽羨名壺系-創始篇]中 說:”金沙寺僧，逸其名，聞之陶家云：僧閑靜有致，習興陶缸翁者處，搏其細土，加以澄練、捏筑為胎，規而圓之，刳使中空，踵傳口柄蓋的，附陶家穴燒成，人遂傳用”。周容[宜興瓷壺記]說：“今吳中較茶 者，必言宜興瓷，始萬歷，大朝山寺僧(即金沙寺僧)傳供春者，吳氏小吏也”。供春和吳氏是何許人呢? [宜興縣志]記載說：供春是明正德年間公元1504年__公元1521年提學副使吳頤山隨帶的書僮，吳讀書于 湖洑金沙寺中(此寺今仍尚存遺址)。吳梅鼎的[陽羨茗壺賦]說：“彼新穎兮萬變，師造化兮之功。信陶壺之鼻，亦天下之良工”。這些記載清晰地說明紫砂創制于明代中晚期，絕對不提宋代已有紫砂的事實。

　　1976年宜興紅旗陶瓷廠在施工中發現了紫砂古窯遺址，才得到證明宜興陶瓷出產的始于新石器時代。宜興是個古老的縣，始設縣于秦，遠在新石器時代，勤勞的人民就在這里開創了原始陶瓷出產 流動。先后多次進行了考古調查發現古文化遺址七處，其中就有新石器時代遺址五處。古窯址近百處，其中有漢代窯址三處，六朝窯址三處，隋、唐、五代窯址九處，宋、元窯址二十處，明、清窯址六十多處。 因此民間傳說，把越國的范蠡奉為“宜興陶瓷創業的祖師”或“陶朱公”是不真實的。

　　古紫砂窯址位于宜興蠡墅村羊角山，是丁蜀鎮黃龍山的支脈系統，這里是盛產紫砂泥礦的地方，所以古人把窯建在原料的產地。古紫砂窯址是埋在長約十公尺的土堆下面,經破土清理,共分三層,上層厚二 公尺余,為近代廢窯陶瓷碎片堆積，以缸、翁碎片為主。第二層為混合堆積,從元代以迄清代初年,延續時間較長,堆積層較厚,約二至三公尺,多為甌窯缸、缶、翁和肩部飾有菱花的陶罐、玉壺式的釉陶壺等殘 片，尤其后兩種具有元、明代陶瓷造型風格;其次還發現“宜均器”殘片，與甌窯制品極為相似。另外在四周偏北方向，發現有甌窯遺跡，說明所堆積是元未明初甌窯的堆積物。第三層為早期紫砂堆積層，厚 1.5公尺，斷面呈灰紫色，主要是紫砂壺殘片，有壺身、壺嘴、壺蓋等。在此堆積的四周，發現了一座長約十公尺、寬約一公尺余的龍窯一座，其中亦有紫砂片。窯的下層，是黃土，是建窯時用黃土著土偶工填成的. 南端用小磚砌成傾斜的磚垛兩排，這一種小磚與江南 地區常見宋墓磚極為相似。

　　根據發掘出土的大量紫砂器殘片分析研究，可以分辨出主要造型有：壺、罐兩個大類，其中以壺為大部，均呈紫紅色，器物里外無釉，從殘片復原的器型分有高頸壺、矮頸壺、提梁壺等三類。紫砂泥質較粗拙， 器身表面細密度亦差。因為沒有用匣裝，而是直接入窯燒成，因而常有火疵現象，在成型方法上已脫離用陶輪拉坯的做法，根據紫砂泥不同于其它陶土機能，而采用泥片鑲接法，壺嘴、壺把、壺的子(俗稱壺蓋、 壺頂)的粘接，則采用穿洞捏塞法。為后代紫砂器成型開創了新的工藝，奠定了紫砂器造型的基礎。例如：龍頭壺的壺嘴，捏成龍頭型。六方形壺，壺的頸部起線，壺嘴根部附加菱花形紋飾，以及壺把上帶有小孔 的處理等，都相稱成熟。從復原的三件造型、裝飾來看，線條流暢，飾紋恰到好處，絕非免強而為之的童貞之作。

　　此外，鎮江博物館近年來在一座南宋古井里發現了兩件紫砂壺。壺身、壺嘴、壺底用泥片捏成，壺頸部留有刀削痕，壺身留有很顯著的手捏痕，并且上半截還施了釉。據考證，以為是宋代酒壺。從用 泥粗拙，制型樸素，比較古老看，在時代上可能早于南宋。不外今后還得作進一步研究，才能得出更準確的結論。

　　紫砂陶又稱紫砂器或紫砂陶器，是我國獨特的陶器工藝品，向以造型多樣，光彩古雅，質堅耐用，技術精湛而著稱于世。最顯著的特征，是用較粗的紫砂泥燒制，多呈紫紅色，一般不施釉故黍紫砂陶器。在 紫砂制品中，最為凸起的是紫砂茶壺，不管地下出土、世間流傳，大部門是茶具。由于紫砂茶壺式樣多種，各有特色，不僅富于民族風格，而且具有：用開水沏茶，冬不易冷，夏不灸手和泡不走味，貯不變色，盛夏 不易發餿等特殊功能。所以博得人們“一壺在手，愛不忍釋”，高士名儒更視為“拱璧”。特別推崇，極力提倡，因面茶壺成了盛行的上品，數目多，流傳廣。自明代嘉靖年間以后，紫砂制品走向繁榮時期，紫砂 茶壺居于首位。

　　紫砂壺的早期制品，從宋代延續至明正德、嘉靖、萬歷年，跟著飲茶、品茶、論茶風氣之盛行，制壺技藝變化很大，從煮茶的大壺轉變為文玩小壺，以及其它的美術作品相應得到發展。然而，明代以前紫砂的名 手，不見于籍典，器上亦不留名。自明正德以后，巨匠名手見于籍典或留名于壺的就大有人在了。

　　從歷史上來看，金沙寺僧和供春兩人是將紫砂器專業化和藝術化的開創者。而金沙寺和供春所糊口的明代弘治、正德年間(公元十五世紀未至十六世紀初)，可以看作為宜興紫砂產品真正形成工藝體系的時間。

　　在嘉靖到隆慶年間(公元1522__1572年)，繼供春而起的紫砂名藝人有董翰、趙梁、時朋、和元暢四人，并稱為“名壺四大家“。其中董翰以制作菱花式壺最著稱，趙梁所制壺多為提梁壺。看來，這些名家均 以造型的藝術化取勝。同期的壺藝名家還有李茂林，他善制小圓壺，精美樸雅，不加款式，僅以朱書為號，人們以為可與供春壺媲美。 在萬歷年間(公元1573__1620年)繼起的名家有時大彬、李仲芳和徐友泉師徒三人，他們的壺藝都很 高超，在當時就有“壺家妙手稱三大”之譽。

　　明代萬歷年間的紫砂名工巧匠除時大彬、李仲芳和徐友泉三大妙手外，還有陳仲美、沉君用、歐正春、邵文金、邵文銀、蔣時英、陳用卿、陳文卿、閔魯生、陳光甫、邵蓋、周俊溪和邵二蓀等，可以說是名工輩 出，名有特技。江南地區的一些官僚士大夫，也“爭向宜興定制文玩茶具”，如太倉趙凡夫、華亭董其昌、上海潘元瑞、長洲顧元慶、常熟陳煌圖和江西新城的鄧漢等。此期最聞名的紫砂藝人是陳仲美、沉君用、陳 用卿和陳文卿四人。

　　萬歷以后的天啟、崇禎年間(公元1621——1644年)聞名的紫砂藝人有陳俊卿、周季山、陳和之、陳挺 生、惠孟臣和沉子澈等。其中以惠孟臣的壺藝最精，為時大彬以后的一大高手，他所制作的茗壺，形體渾厚精妙，銘刻和筆法極似唐代大書法家褚遂良，在我國南方聲譽很大。在清初雍正元年(公元1733年)即有人 仿制“孟臣壺”，其后仿者更多。

　　明代后期宜興陶業的大發展和紫砂器的獨樹一幟，這與當時的社會經濟背景分不開的。明代前期的“匠戶制”，已較元代松馳，并自洪武十六年(公元1393年)起，實行了“輪班制”。到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 年)，終于廢除了輪班制，改為征銀軌制，使相沿達兩百年的工奴制宣告結束。這些改革使手產業者得到一 定程度的解放，從而推進了包括陶瓷業在內的各種手產業的迅速發展。明代后期紫砂器的快速發展，更與當時宜興整個陶業的發展密不可分。當時陶類中的商品經濟頗為發展， 丁蜀鎮一帶逐漸形成為集中的產區，據《重刊荊溪縣志》記載：在明代嘉靖、萬歷年間(公元1522——1622 年)，宜興窯場的產品已是“于四方利最薄，不脛而走天下半”，各地商販云集，“千里之外，趨之若鴻”， “沿賈揚帆而曉夜行”，“商賈商業纏市，山村宛然都會”。因為有了集中的產區，就使紫砂業具備了獨立發展的前提。紫砂器既可單獨燒造，也可與其它日用陶器混合間燒，而紫砂藝人的就業前提也因之改善，可 以失此就彼，不致完全拋棄技藝。同是紫砂陶的泥料，也只有在大量出產日用陶的前提下才能取得。由于這種深藏于巖層下數百公尺深處的“甲泥”之中的紫砂泥料，必需從甲泥中分選出來，沒有日用陶的大量使用 甲泥，紫砂泥也就無從取得。

　　明代起社會上飲茶風尚的變化，也是紫砂器快速發展的重要背景之一，因為當時開始改用芽茶，沖出后茶色發綠，故以白釉小盞最為相宜。但盞茶易冷，且有落塵的缺點,，所以明代中期以后改用壺來飲茶，并逐 漸成為社會風尚。這也促使紫砂壺的徒造型趨向小型化，如南京嘉靖十二年墓中所出紫砂提梁壺的容量就只有 450毫升，較之宋代窯址所出的容量達2000毫升的大壺，只及四分之一。所以，紫砂壺體的小型精巧化是當時 總的趨勢。 關于明代后期紫砂壺型變小的趨勢，在有關文獻記載中均有說明。如馮可賓所著《茶箋》中說：“茶壺 以窯器為上，又以小為貴，每一客，壺一把，任其自斟自飲，方為得趣。壺小則香不渙散，味不耽擱”。《陽羨茗壺系》也說：“壺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 ，旋翕啜，以盡色香之蘊。故壺宜小不宜大，宜淺不宜深”。這種飲茶方式 ，具有色、香、味三者兼顧的要求，就為紫砂壺的小型精巧化定下了基調。 同是紫砂壺也開始 賽過了銀、錫或銅制的茶壺 ，成為文人士大夫品茶時必備之物。所以，《陽羨名壺系》中又說：“近百年中， 壺黜銀錫及閩豫瓷，而尚宜興陶”。明代文人李漁也說：“茗注莫妙于砂，壺之精者，又莫過于陽羨”。

　　明清交替的政治形勢變化，并沒有對宜興陶業發生不良的影響。清代時包括紫砂業在內的整個宜興陶業在向前發展，一些明代未年起就參加紫砂行業的名工巧匠，也都繼承從事他們的創作。

　　明未清初最聞名的紫砂巨匠是陳鳴遠。號鶴峰又號壺隱。[宜興縣志]稱他是時大彬和徐友泉以來的一大紫砂名手，他雕鏤兼長，善翻新樣，作品纖巧有致。所制茶具雅玩，不下數十種，無不精妙。他的手法近于徐友 泉和沉子征，能自制自刻，書法雅健，有晉唐人筆法，被以為是當時紫砂業中文人風格的代表。他和當時的文人學士過往甚密，尤其與海寧人楊忠訥情誼最深，曾為楊氏創制了一批紫砂壺，據說是他一生中最自得之作。 所謂“宮中艷說大彬壺，海外競求遠碟”的詩句，就是當時海內外對陳鳴遠作品的高度評價。

　　到了清初雍正和干隆年間聞名的紫砂藝人有陳漢文、楊季初、張懷仁、陳滋偉、楊彭年、楊鳳年、邵大亨、朱石梅、吳阿昆等。其中陳漢文精工制壺，尤善鋪砂，楊季初善制菱花壺，張懷仁善于壺技篆刻,以仿唐代書 法家懷素的筆法著名。王南林、楊繼元、楊友蘭、邵基祖、邵德沁、邵玉亭等均善制彩釉砂壺，并承制宮廷御器、王南林的作品則以體質堅凈、款式精雅而著稱，邵玉亭所作“干隆御制”壺 ，亦工雅可觀。陳文伯和陳 文居等所制紫砂花盆，曾暢銷日本。

　　太平天國農夫戰役前期，宜興窯區的集市商業仍很繁盛。相傳今湯渡鎮四周的建墩和臺墩兩處廢窯，等于當時的窯址。但在太平天國后期，因遭焚掠破壞，曾一度衰退，到同治后期者造恢復，產量持續上升，但在工 藝水平方面卻停步不前，制壺名手亦寥寥無幾。少數水平略高的藝人，如周永福善制鵝蛋壺，主要是學習邵大亨的技法。據說，其佳者可以奪真。邵赦大以楊彭年的作品為準則，“心摹力追，盡傳其妙”。還有蜀隱士蔣 德休，壺藝極精而無師承，善制壺、盆、盤及書案陳設等器，“色工致，為一時冠”(宜興荊溪新志)。清未的制壺巧匠和雕刻名手還有邵友廷、黃玉麟、馮彩霞等，其中邵友廷是紫砂產區上岸里人，善制掇球、鵝蛋等 壺。

　　清未的紫砂雕刻藝人則有沈才田、陳柏亭、陳硯卿、羅蘭舫和邵云如等。其中以沈才田和陳柏亭最為聞名。還有一位鄧奎，字符生，擅長書法篆刻，他曾為上海瞿氏(瞿應紹)到宜興監制紫砂壺，并加刻花卉和銘記， 署款為“符生”，器底有“符生鄧奎監造”或“符生氏造”等篆文方印，但其藝術水平要比“曼生壺”略遜一籌。

　　清代宜興陶業的進一步繁榮，與明清之際我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有著緊密親密的關系。宜興陶業中的手產業工場，大致形成于十九世紀的后半期。那時，宜興泛起了一批新興的“窯戶”。每年能獨資燒出 30--40窯的陶器，同時還據有相稱數目的土地，用地租收來增補陶業的獎金。他們的經營方式多為獨資或由一個家庭經營，雇用四、五十名以至上百名工人，由“帳房先生”治理日常事務，“大長頭”(窯戶所信任的 純熟工人)負責工場的勞動鋪排。在產品的銷售方面，則已泛起了中間克扣的“牙行”。“牙行”分作“正貨行”(又名“印只行“)和“資貨行”(又名“號貨行”或“爐頭行”)兩種，前者經營的品種多，資金足， 由大窯戶自行開設或由外地陶瓷商店前來產區開設，后者不設門面，很少資金，專門代客買賣，負責中小窯戶和小業主的資品陶瓷。“正貨行”多在淡季收購囤積，旺季向外傾銷，或代客買賣，以獲得高額利潤和“行傭 ”;“次貨行”則買空賣空，以克扣小窯戶和小業主，并加速了后者的破產。

　　清代晚期，宜興陶業工人的內部門工，也跟著手產業工場的形成而愈來愈細。如泥料的采掘、加工以及釉料的制作，就分作三個工種。跟著分工的細密泛起了多種行會，各自都有行規，不能隨便逾越。

　　紫砂器的進 入宮廷，與文人學士的興趣進一步結合，以及海外市場的開拓，是清代紫砂業保持旺盛的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

　　從清代干隆、嘉靖年間開始，因為金石考據之學盛行，官僚士大夫興趣古代鐘鼎彝器等文物，他們也把這種興趣引入紫砂壺藝之中。這種仿古之風到晚清時更為流行，紫砂名藝人黃玉麟為金石家吳大征專仿古壺便是 顯著的例證。這類仿古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藝人的自由創作，失去了紫砂器淳樸天然的風格。

　　宜興紫砂器和宜均器的外銷，大約始于明代未年。紫砂器系由葡萄牙人最先帶到歐洲，被稱為“朱泥器”或 “紅色瓷器受到歐洲人的歡迎。明清之際輸入日本的紫砂器也良多。鴉片戰役以后，西方古董商人紛紛來我國 羅致文物，宜興的紫砂器和宜均器也在收購之列。因為前代留下的紫砂器并不太多，“區區茂器不足以供無 盡之取求”(見寂圓叟著《陶雅》)于是在宜興產區泛起了競相模仿古器之風，工藝水平雖大不如前，但卻為紫砂業大國外擴大了市場，當時以銷墨西哥和南美洲等國較多。

　　跟著陶業出產的不斷發展和銷售地區的擴大，宜興陶業資本家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又向貿易資本方面發展。紛紛在上海和蘇浙皖各大碼頭開行設店，甚至到國外開設陶瓷商店。其中最早的是太平天國以前就開設 在上海的“鮑鼎泰”和“鮑生泰”兩家陶器店。其后于1816——1911年間在上海、蘇南和杭嘉湖地區開設的陶 瓷商店就達十家。二十世紀初，丁山鮑、陳兩姓大窯戶合資在新加坡開設“鼎生福”陶瓷店，直接銷售主要為橡膠業服務的洋壇、大龍缸和大腰元等貯存生橡膠的陶器。

　　辛亥革命以來的現代紫砂器,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然后又恢復和發展的曲折過程。自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37年抗日戰役爆發到1949年前夕，可以說是急劇衰落階段，從1949年以后到今天，則是復蘇和進一步大發 展的階段。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到1937年上半年，宜興紫砂業仍在緩慢地發展。據1919年的有關資料記載，當時宜興的蜀山、丁山、湯渡和川埠一帶的沿山居民,仍舊“家家制坯，戶戶捶泥”。全縣有窯貨行二十五家，各種陶窯四十余座。紫砂茗壺、花盆、花瓶和飲食器皿的制作，集中在蜀山和川埠;龍盆、罐頭等私貨集中在蠡墅;缸 類集中在丁山和白宕;缸翁類集中在湯渡。整個窯場工人近六千人，臨時工則因季節而增減。這一帶的居民通常全家參加陶業勞動，或碎土，或煉泥，或徒手制坯，或戶外曬坯，或研制釉料，或繪畫施彩，或字畫雕刻， 或裝坯燒窯，男女老幼都不例外。

　　因為紫砂器的銷售量猛增，以及為了迎合海內外資產階級和貴爵將相興趣古董的需要，紫砂器的藝術水平 在此期間顯著下降。但也有少數藝人堅持工藝創作，有他們獨到的藝術貢獻。如程壽珍(公元1858——1939年)，別名“冰心道人”，他擅長制作“掇球壺”及仿古紫砂壺。所制掇球壺端正完美，穩健豐潤，如同大小雙球 疊壘，曾獲得巴拿馬國際賽會和芝加哥與展覽會的獎狀。同時得到獎狀的還有紫砂名藝人俞周良所制的“傳爐壺 ”。又如范鼎甫，他不僅善于制作紫砂壺，而且擅長紫砂雕塑品，他的大型雕塑作品——“鷹”，曾在1935 年倫敦國際藝術博覽會上獲得金質獎章。

　　1937年抗日戰役爆發，到1949年前，是宜興紫砂業的急劇衰退時期，在抗日戰役時期，丁山、蜀山窯業區的廠房和民房被毀者達六百多間，陶窯完全被毀者十二座，還有一些陶窯被侵略軍改作炮臺或堡壘。當時宜 興陶業情況是“大窯戶逃往外埠，中小窯戶無意經營”，“每年曾以百萬件紫砂供應全國和遠銷世界各地的蜀山窯場，那時全年所燒紫砂茶壺不滿千把”。到四十年代初期稍有恢復，但年產值最多時也只及戰前最高年份 的百分之四十五左右。

　　1945年抗戰結束時，宜興還留存有陶窯六十四座，但到1949年前止，產量最多時不外開燒四十六座。1948 年是抗戰結束以來宜興陶業較旺盛的一年，全年共燒了二千七百四十窯次，但僅為1936年產值的百分之五十八。 其中七座紫砂窯中只開燒了三座，全年只燒二十窯次，燒造的品種也只是一些茶館所需的普通粗茶具。而紫砂業在整個宜興陶業中的比重，也從1936年的百分之二十二點二下降到1945年百分之八點九。曾經有過六、七百 人的紫砂從業職員，到1949年前只余下三十余人。

　　1950年由政府撥款恢復紫砂合作社，1954年組織起宜興蜀山地段的紫砂工藝合作社，通過多方招聘，紫砂老藝人和老工人就增加到一百三十多人。這年的紫砂產量也比1949年增加了二點五倍。不僅恢復了海內市場， 出口商業也開始活躍起來。

　　1959年起，又將紫砂工藝合作社發展成為紫砂工藝廠。出產品種也從紫砂壺和花盆等數種發展到上百種，不僅精品與日俱增，還發展了字畫雕刻和古今人物的紫砂雕塑作品。現在，這座近千人的新型紫砂工藝廠 除部門成型和裝飾尚保持手工藝特點外，其它工序如原料處理和燒成等，都已經實現了機械化和連續化的出產，使紫砂年產量大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出產了上千個品種。出口工藝品的數目也比歷史最高水平增加了近十倍 ，僅1975處上年內就出口了五十五萬件。紫砂器中的工藝精品常常參加出國展覽。如曾去丹麥、法國、敘利亞等國參加過國際展覽會，又曾先后赴日本、羅馬尼亞、西歐、北歐、北美、澳大利亞、期里蘭卡等地和我國香 港地區進行展出。1979年紫砂廠的中年藝人何聽初還曾被邀至澳大利亞進行技藝交流和表演。海內外來賓至紫砂廠參觀者更是絡繹不絕。

　　糊口到1949年以后的很多紫砂老藝人，他們都更加熱愛紫砂事業，日以繼夜地辛勤工作和培育新人，使這朵陶瓷之花盛開不衰。這些老藝人有朱可心、顧景洲、蔣蓉、以及陳少亭、任金庭、裴石民、王寅春、吳連根 、談堯坤、施福生和范正根等。

　　1949年以后新培養出來的中青年藝人中，也已經有不少人精于壺藝字畫、雕刻、花盆造型以及雕塑藝術等等。這些中青年眾人的藝術風格，有的是構思新奇，造型奇妙，代表作品如圈足酒具和旅游竹爐茶具;有的是 細膩纖巧，維紗維肖，代表作品如多層底架的小型多色茶具，以及小型的多形各式花盆;有的是寓新于古的創作，代表作品如獅 茶具、集玉壺、仿古小竹提壺、二色竹扁壺、九頭葵式灑具、魚汛花瓶、八方圓鋪砂花盆 ，以及嵌金、嵌銀裝飾的新工藝等等。有些具有精細雕刻的紫砂器已登上大雅之堂，成為我國一些聞名會堂、公園和飯店的高貴陳設品。關于紫砂的人物雕作品，近年來也發展很快。其代表作品如“肖翼賺蘭亭”、“雪 舟學畫”、以及組塑“古代字畫人物”(包括王羲之、懷素、張旭、米芾、朱耷和石濤等)最近又開始仿制古代的青銅鐘鼎彝器著色凝重，精細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