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會盟的政治作用有哪些
春秋會盟是中國奴隸社會衰落時期各種矛盾相互作用的產物，它反映了當時奴隸制遭破壞、大國爭霸、禮樂廢壞的社會現實。所以，要全面、深入地研究春秋史，就必須對春秋會盟進行探討。那么春秋會盟的政治作用有哪些？
春秋會盟的政治作用：會盟是實行霸主政治的手段
西周時，天子有無限權威，“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子冊封一些方伯，代表自己坐鎮一方，進行統治。春秋時期，王權衰落，“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出現了霸主政治。霸主政治象方伯政治一樣，也是奴隸主階級進行統治的一種形式。
春秋五霸春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的社會心理驅使著人們仍然尊崇周室。霸主迎合人們這種心理，往往打著“尊王”的旗幟，提出“獎王室”的口號。當王室發生內亂或遭侵凌時，就舉行會盟，幫助王室平定混亂。如王室的王子克、王子頹、王子帶、王子朝等發動的叛亂，便都是霸主或大國諸侯幫助平定的。魯昭公三十二年的狄泉之盟，任務是“城成周”，從而屏衛周王室。霸主還幫助王室擺脫經濟上的困境，如魯昭公二十五年的黃父之會，晉趙簡子就“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
救助王室的會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王室衰微的過程，但并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趨勢。這類會盟的主持者多為霸主，而霸主尊王常常是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從而爭取更多的與國、壯大自己的實力，這就使霸主代替周王號令諸侯成為歷史的必然。
霸主不僅用會盟救助王室，還用會盟在列國中推行霸政。《國語·晉語七》：“(悼公)四年，諸侯會于雞丘，于是乎布命……。”韋昭認為：“命謂朝聘之數，同好惡、救災患之屬。”可見，會盟是霸主推行霸政的方式之一。
春秋時，不論是上層統治者還是下層平民百姓，普遍存有反戰愿望和重視會盟的心理。而且，在會盟中，霸主取得的利益往往比用武力取得的還要多，所以，會盟便成為霸主常用的推行霸政的手段之一。齊桓公自北杏之會始，共舉行十多次會盟，史載“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即是其例。
春秋會盟的政治作用：會盟推行霸政
霸主通過會盟制定新的等級禮及其它制度。《國語·魯語上》載會的目的云：“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霸主們深諳此理，常用會盟制定新的等級禮。這種等級禮主要體現在會盟時的次序中。齊桓稱霸前，陳因國小，盟會皆序于衛下;齊、楚爭霸時，齊桓因陳地居要樞，故進其班，使在衛上。又如，齊桓卒后，宋、楚爭霸，陳在蔡上;楚合諸侯時，不進陳班，陳復居蔡下。有人經過研究，發現齊、晉主盟和楚主盟時，諸侯的排列次序并不相同。可見，霸主在排列諸侯國次序時，不僅以西周王室所頒的爵秩為標準，而且加進了地理位置、與自己的親疏關系等因素，這樣便形成了春秋時新的等級禮。此外，列國對霸主的貢賦、朝聘、賀吊、隨征等制度也往往是在會盟時制定的。
霸主用會盟解決聯盟內部的糾紛。《左傳》僖公二十六年說：“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所謂“不協”即是有糾紛。一種情況是解決一國之內的糾紛。魯僖公二十八年的溫之會，衛侯與大臣元咺就殺衛侯弟弟叔武之事爭訟，晉國進行裁決，結果“衛侯不勝”，被抓起來押送到京師;魯襄公二十六年，衛人侵犯孫氏食邑戚地，晉合諸侯于澶淵，“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重新劃定了孫氏食邑。霸主又常在會盟中發號施令，平息列國間爭端。魯襄公十六年，“會于溴梁，命歸侵田”，晉平公讓各國歸還侵略所得的田邑，從而維護同盟的穩定。又如，魯昭公元年的虢之會，莒人將季武子伐莒取鄆之事報告給霸主——楚國，楚為解決矛盾，就曾想殺掉魯使。霸主用會盟保護同盟小國。魯莊公三十年，因為山戎侵犯燕，所以齊與魯遇魯濟，圖謀對付山戎的辦法;《左傳》襄公十四年：“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當同盟之國遭強敵侵犯時，霸主便出面加以保護。
霸主用會盟處置貳逆之國。春秋時的霸主所掌握的往往只是局部地區的霸權，在霸主的聯盟之外，還存在著一些中立的、敵對的勢力。這些勢力對霸主的聯盟是個威脅。因此，霸主常用會盟檢驗同盟國家對自己是否有異心。一旦發現有貳逆者，就用各種手段使其馴服，再用會盟加以鞏固。《左傳》文公十五年：“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這是用會盟對同盟國進行檢驗;魯宣公九年的扈之會，《左傳》曰：“討不睦也”，杜注：“謀齊、陳”，這是在會盟中商討懲治攜貳者的方法;《左傳》成公九年：“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當同盟諸侯有貳心時，霸主就用會盟來鞏固自己的陣營;《左傳》文公二年：“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則是用會盟處置貳逆之國。
春秋會盟的政治作用：會盟是大國結與國、壯大實力從而達到稱霸目的的方式
春秋時，大國運用會盟爭霸，并以當上盟主作為稱霸的標志。比如，齊桓卒后，齊、楚、宋三國就用會盟的方式爭霸，于是有齊之盟、鹿上之盟、盂之會、薄之盟，直到踐土之盟晉當上盟主，爭霸會盟才告一段落。大國用會盟結與國、壯大實力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用會盟親近友好國家，鞏固自己的陣營。魯僖公二十七年，楚在與晉決戰于城濮的前夕，與魯、陳、蔡、鄭、許諸友好國家結盟于宋，便是典型的例證。面對強敵威脅，先鞏固自己的聯盟，此乃至關緊要的第一步。
用會盟爭奪中間力量，改變同對手的實力對比。爭奪的重點是地理位置重要的或實力較強的國家。陳、蔡、鄭、許、宋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為大國爭奪的對象。陳、鄭、宋都位于黃河以南的戰略要樞。鄭在西，宋在東，陳則處于宋、鄭之間。得鄭就可以控制西方諸侯，得宋就可以左右東方諸侯，得陳則可以制服鄭、宋。因此，大國除進行征戰，還采用會盟的手段，逼迫、引誘這些諸侯國歸附自己。《左傳》成公九年：“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汶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竟不惜采用賄賂的方式加以拉攏，可見，對楚來說，得鄭何其重要!
力量較強的諸侯國在大國爭霸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的向背往往可以決定爭霸的成敗。例如，在晉、楚爭霸中，實力強大的秦就是重要的中間勢力。城濮之戰，晉聯秦重創強楚，使它長時間不敢北顧。后來，秦從晉的陣營中分化出去，倒向了楚聯盟，楚才能與晉抗衡，直至共主會盟。所以，大國常千方百計對較強國(如齊、秦等)進行拉攏，力圖使與對手的實力對比發生巨大變化。
用會盟分化敵對勢力，削弱對手力量。爭取的大多是地理位置較重要的對方盟友。如，江、黃在楚的東北面，可出兵截齊后路，所以，齊桓攘楚時設法將它們從楚聯盟中分化出來，一會于貫，再會于陽谷。這樣，就使對手失去股肱和屏障，實力進一步減弱。
春秋會盟的政治作用：會盟是列國維持各國內部舊的奴隸制統治秩序的工具
春秋時，中國奴隸社會走向衰落。反映在各諸侯國內部，嫡長子繼承制等舊制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破壞，公室與卿大夫、卿大夫與卿大夫之間的矛盾與斗爭也愈演愈烈。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各國統治階級用會盟來尋求解決問題的對策和方法。
孔子春秋時，立賢、立愛之事時有發生。鄭武姜欲立叔段，宋宣公舍子與夷而立弟穆公，穆公舍其子公子馮而立兄子殤公，魯莊公問后于叔牙等，都反映出嫡長子繼承制面臨著挑戰。而君統繼承上的爭斗又往往是與國君妻妾關系上的混亂分不開的。晉獻公寵驪姬，周王以狄女為后都引起了君統繼承上的糾紛。當時人認為“并后、匹嫡”是“亂之本”。因此，在會盟的約文中反復強調“無易樹子(樹子即嫡子)，無以妾為妻”，力圖對嫡長子繼承制的破壞加以制止，從而避免發生諸子與嫡長子爭奪君位的情況，使君位得以順利地傳遞。
春秋初期，各國大族興起。列國大世族，如魯國的展氏、臧孫氏、郈氏等出自孝公，三桓出自桓公，東門氏出自莊公。齊國的管氏、鮑氏、崔氏、慶氏等，也強大于春秋前、中期。鄭國的七穆出自穆公。宋國的戴、莊、桓等大族，晉國的六卿，衛國的孫、寧等強族都形成于春秋前期。大族的興起對公室構成威脅，所以，公室對大族展開了激烈的、血腥的斗爭，晉獻公對諸公子的屠殺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人們也看到了公室與大族關系的另一面。由于這些大族多為公族，公室的存在又需要公族的拱衛。公室好比樹的主干，公族是枝葉，盡去枝葉，主干也必然要死亡。因此，葵丘之盟約文中特地規定“無專殺大夫”，旨在糾正過激行為，讓大族屏藩公室。但是，它并沒有徹底平息公室與卿大夫的斗爭，卻導致了后來事情向另一極端發展，縱容、姑息大族，養癰遺患，使“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成為不可避免的歷史發展趨勢。
面對公室與卿大夫、卿大夫與卿大夫之間愈演愈烈的斗爭，不僅各國內部國君、大夫經常結盟，而且，列國也頻繁會盟。當他國新君君位未定或犯臣作亂時，列國常用會盟圖謀平定之策。魯桓公十一年的魯、宋、陳、蔡等國的折之盟是謀定鄭厲公之位，魯昭公二十六年的齊、莒、邾、杞等國的鄟陵之盟，二十七年的晉、宋、衛、曹等國的扈之會都是準備將被季氏趕跑的魯昭公送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