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為什么不能在開明的唐朝做大官 ，而王安石可以在宋朝當宰相?唐宋的文人身份好像差別好大，為什么?”乍看之下，覺得這兩個疑問挺尋常。但是，稍加回味，不得不承認，這是兩個值得認真思索的問題。

　　被漢朝以后的歷朝統治者奉為圭臬的儒家學說不是有“學而優則仕”的理論嗎?包括李唐在內的歷朝皇帝們不是喜歡制造“野無遺賢”的和諧局面嗎?李唐王朝實行的不是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嗎?如果都是“是”，那么，詩歌創作方面早年即已嶄露頭角、中年時期名滿天下、日后更成為千古詩圣的杜甫，仕途卻那么蹭蹬，一生擔任過的最高實職不過是一個八品的左拾遺。認真計較起來，肯定不是大唐王朝的光榮事件，不是杰出文學家的合理命運，也不是中國歷史的正常現象。

　　論政治開明、軍事強大、經濟昌盛，論思想自由、文藝繁榮，宋朝都難以跟唐朝相匹敵。但是，人生遭際上，為什么會出現唐朝文人反而普遍不如宋朝文人的現象呢?——唐朝最出色的詩人李白、杜甫、李商隱、溫庭筠、孟浩然等一大批，不是曇花一現、沉寂下僚，便是以白衣身份終其一生。而宋朝文人，除了柳永、姜夔等少數幾位，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楊萬里、范成大、辛棄疾等人，不是曾在朝廷中位居津要，便是在地方擔任封疆大吏。就連堪稱赍志以歿文人典型的陸游，也做過地區級長官(知州)。文名最大、一生坎坷的蘇軾蘇東坡，做過好幾個地方的地區級長官之外，最高職位是兵部尚書、禮部尚書!

　　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唐宋文人思想觀念不同。比起宋朝文人，唐朝文人思想更自由，價值觀念更多元化，人生理想追求上更加散漫隨性。這方面，李白是一個典型。青少年時代，除了讀書之外，杜甫還學劍、學游俠、學道、期盼成仙，后來甚至成為正式加入道籍的道教信徒，“五岳尋仙不辭遠”。李白有遠大的政治理想，也曾積極追求仕進。但是，李白同時也喜歡游歷名山大川，“一生好入名山游”，喜歡跟志趣相投的朋友結伴隱居，過寄情詩酒、放浪形骸的日子。就連“奉儒守官”家庭出身的杜甫，杜甫的隨性散漫，也是一般宋朝文人所不可企及的。

　　第一次科舉考試前，到吳越一帶漫游，一游就是四年多。回到東都洛陽參加進士考試失敗后，游齊趙，五年多。三十歲時，因為結婚，回到東都，在偃師陸渾莊筑室而居。三十三歲那年秋天，曾跟李白高適同游梁宋，三十四歲那年再游齊魯，跟李白盤桓了一段時間。因為獻賦受到唐玄宗的賞識，四十四歲才得到第一個職位——河西縣尉。但是，杜甫拒絕了。改授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后，杜甫自嘲是為了掙幾個酒錢，勉強上任。安史之亂爆發后，杜甫逃出淪陷了的長安城，冒險跑到肅宗行在所在地鳳翔，得到左拾遺的職位。才一年多一點，因為替房琯辯護，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在華州任上只待了一年零一個月，就因為關中鬧饑荒，辭官不干了。以李白杜甫這樣的自由散漫，即使生在宋朝，大約也是很難把官一步步做大的。唐代文人顯然普遍缺乏混官場的耐心，杜甫們向往的是風云際會、君臣遇合，是“立登要路津”，相當不切實際。

　　其次，跟科舉取士規模有相當關系。唐朝雖然號稱科舉取士，其中最為顯赫的是進士科。但實際上，每科及第進士非常少，最少的一科只有三五個人，最多也不過四五十個人。宋朝的情況完全不同，每科取士規模多在二三百人，多的時候有五六百人。數量上的差異，對文人的命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唐代進士科，考中者固然占了入仕的先機，但是，對大部分人而言，基本上就是一種人生的搏擊過程，說得難聽一點就是一種“跳龍門”的游戲。即使是非常優秀的文人，也往往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在進士考試上。孟郊《登科后》的“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傳趙嘏所作詩句“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唐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科得之艱難，其有老死于文場者，亦無所恨，故詩云。”都是唐朝科舉弊病很好的寫照。考個進士，要扒掉三層皮，花掉幾年乃至幾十年的時間，哪里還有時間精力，去從政，去飛黃騰達?杜甫的考試、求官經歷，就很有代表性。唐代進士科這座獨木橋，浪費了太多優秀文人的才華和生命!

　　再次，跟文人整體地位有關系。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是軍人出身，杜甫的天子寶座是從后周幼兒寡母那里奪來的。杜甫深知軍人對于皇帝寶座的危險性，因此，杜甫登基不久便來了個“杯酒釋兵權”，將武將排除在最高統治集團之外。同時立下規矩，不準其繼任者隨意殺害文人。從此，趙宋王朝的政府基本上由文人組成，武將的地位、級別受到嚴格限制。宋朝文人不但生命有保障，整體身份也空前高貴。

　　而李唐王朝，雖然也不乏喜歡吟詩作賦附庸風雅的皇帝，但是，杜甫們大量使用勛臣后裔和武將擔任朝廷或地方軍政要職，對于文人并不特別眷顧。在唐朝，不少詩人都曾經在歷經坎坷之后，發出讀書無用的感慨，向往軍功進身之路。有眾多詩句為證：楊炯的“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從軍行》)，祖詠的“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錢起的“雁門太守能愛賢，麟閣書生亦投筆”(《送崔校書從軍》)，杜甫的“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草堂》)，崔涂的“五陵豪俠笑為儒，將為儒生只讀書。看取不成投筆后，謝安功業復何如”(《東晉》)，如此之類，不勝枚舉。如果說，在宋朝，文人是一等公民，那么在唐朝，文人就是二等公民。一等公民容易春風得意上青天，二等公民不免喝西北風墜地面。

　　當然，有一得必有一失。宋朝文人仕途普遍比唐朝文人得意的同時，文學成就卻普遍不如唐朝文人。至少，唐朝尤其是盛唐那幾位大詩人的藝術造詣，是絕大部分宋朝文人所望塵莫及的。杜甫的“文章憎命達”，歐陽修的“詩窮而后工”，說的就都是這個得失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