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興衰史發展
清末和民國時期,雖有個別徽商人物如黟縣鹽商李宗媚、歙縣房地產商人程霖生等嶄露頭角,但整體上挽救不了徽商的頹勢。下面是小編帶來的徽商的興衰史發展。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間,其后歷經三百余年的輝煌,成為中國商界的奇跡。明朝中葉,社會經濟有長足的進展,在我國東南部出現了許多貿易重鎮。徽商除了將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葉等土產運銷外,也以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推動了貿易的發展。那時鹽的產量不高,成為最緊俏的商品。徽商經營鹽業的人愈來愈多,直至將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陜西商人集團擊敗。當時在揚州的徽州鹽商,或為場商(專向灶戶收購食鹽),或為運商,各有其生財之道。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只千艘。此時的湖廣是淮鹽暢銷口岸,所銷之鹽占淮鹽的一半以上。
明清時期徽商之富,稱得上是“富可敵國”。清代乾隆年間,僅徽州鹽商的總資本就可抵得上全國一年財政的總收入;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資本有四五千萬兩銀子,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乾隆末年,中國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關稅盈余每年85萬兩,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位居第一。蘇北的儀征、淮安等地由于鹽業市場的繁榮,當時有“無徽不成鎮”之說。徽商通過鹽業生意,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其活動范圍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無論從業人數、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
典當業古來有之,與其他行業相比風險小,獲利穩,因此徽商繼鹽業后大舉進入典當業。歷史上記載說:金陵當鋪總有五百家,大部分為徽商所有。后來他們把典當行設到鄉村小鎮,至此社會上又流傳起“無典不徽”的諺語。就連典當行的掌柜稱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語。徽州方言成了當鋪的通用行話,《古今小說》、《拍案驚奇》等明清小說所反映的相關內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隨著江南棉布的進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跡很快遍及蘇浙盛產棉布的大小城鎮。明末嘉定縣錢門塘丁娘子織的布匹質地特別精良,有個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賃屋子居住,專門收購這種布行銷各地。于是錢門塘附近的外岡等鎮都紛紛仿效丁娘子的織法,所織之布都被稱為“錢門塘布”,這成了徽商手中的暢銷貨。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蘇州市鎮附近開設布莊。在那些并不產棉而棉織業又很發達的地方,徽商還設立以棉花換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為了營造自己的品牌,他們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頭上標明本字號的專用圖記。康熙年間,徽商汪某在蘇州開設“益美”字號聲譽大起,一年中售布達百萬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間,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為名牌。徽商還是最活躍的棉布販運商,康熙時徽商在北京前門外開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興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葉以后,素稱“魚米之鄉”的蘇浙由于城市發展人口增加,糧食反而不能自給。于是徽人便迅速擴大經營,成為吳楚之間從事糧食貿易的主要商幫。史載,乾隆年間徽州休寧人吳鵬翔販運四川米沿江東下,正好碰上湖北漢陽發生災荒,他一下拋售川米數萬石,由此可見販運的規模。
徽州山區盛產名茶,尤其是休寧、歙縣所產的松羅茶最好。于是茶葉貿易逐漸成為徽商經營的主要行業之一。清朝乾隆時,徽州人在北京開設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號共166家,小茶店達數千家。在漢口、九江、蘇州、上海等長江流域的城市,幾乎到處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動。在徽商發展的極盛時期,江南市鎮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經營。績溪商人周泰邦在蘇州周莊創設商業,帶動了該鎮的繁榮。據萬歷《嘉定縣志》記載,嘉定縣羅店鎮“徽商湊集,貿易之盛,幾埒南翔”。
近代徽商代表
近代徽商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鮑漱芳,他們都是歙縣人。江春早年鄉試失敗,于是棄學經商,寓居商業中心揚州。他深諳官商結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駕,并個人捐銀30萬兩。乾隆對他頗有好感,為他手書“怡性堂”匾額,賜封為內務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銜。揚州瘦西湖有一座磚砌三層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園的喇嘛塔,相傳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鹽商的財雄勢大。鮑漱芳從小跟隨父親在揚州經營鹽業,也沒有科舉經歷。他多次捐款為朝廷濟困,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災,洪澤湖決堤,他先后捐米六萬石,捐麥四萬石,賑濟了數十萬災民。改六塘河需開山歸海,他集眾輸銀三百萬兩。鮑漱芳屢次捐輸,深得嘉慶皇帝贊賞。乾隆皇帝也曾親筆為鮑家祠堂寫了“慈孝天下無雙里,錦繡江南第一鄉”的對聯。紫陽書院就是得到鮑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徽商中最有名的當是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巖。胡雪巖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錢莊當學徒出身的他辦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巖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明白大勢。他二十歲時遇見一個窮困潦倒的書生叫王有齡,缺少進京的盤纏和做官的“本錢”。胡雪巖雖然和他并不相熟,卻立即私下借用了錢莊的五百兩銀子給他。胡雪巖因此失業,但做官后的王有齡感其恩德,視其為生死之交。得勢的胡雪巖利用王有齡在官場上的發達,開設了錢莊、當鋪、藥鋪,經營絲、茶,迅速暴富。結交王有齡還使胡雪巖的錢莊代理浙江省的藩庫,這樣國家的財產就成了他的周轉資金。1861年當太平軍與杭州清軍激戰時,他組織一批人從上海采集軍火和糧食運往杭州支援清軍。1862年他協助左宗棠與法國人聯組“常捷軍”,1866年又協助左宗棠創辦了福州船政局,并為左宗棠辦理采運事務,成了名副其實的“官商”。
1847年胡雪巖籌建杭州胡慶余堂時,選擇精通業務的經理。他測試過三個候選人:第一個精通算計,認為開辦藥店的目的當然是賺錢,成為經理之后,可以每年賺白銀十萬兩。胡雪巖聽后一笑謝絕。第二位主張頭兩年少賺,以后再賺大錢,胡雪巖仍然是一笑置之。第三位就是當時松江縣余天成藥號經理余修初。他提出,要使胡慶余堂成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藥店,就要敢于首先虧本三年,等牌子響了之后再大干。胡雪巖認為深得我心,當場決定聘用他。為了打響藥店的牌子,胡雪巖不惜重金從全國各地請來著名的中醫,一起收集研究中醫的古代驗方。對這些中醫,胡雪巖待為上賓,從不限制他們的研究時間和資金。一旦他們為藥店研制出一種新藥,就給予優厚的報酬。在胡慶余堂的店規中,有一種“功勞股”,就是從企業的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別紅利獎給作出重大貢獻的人。這種紅利是永久性的,一直拿到獲得者去世為止,可見他對人才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