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是：前期由恢復到發展，中后期由發展到停滯、衰敝。由于元朝地域遼闊，民族之間交往增多，對外開放，使農業、手工業、商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具有相應的特點。下面一去看下元代商業是怎樣的?

　　元代商業

　　元朝的商業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貴族、官僚、色目商人手里。政府對許多商品進行壟斷，壟斷形式不同，部分金、銀、銅、鐵、鹽由政府直接經營;茶、鉛、錫由政府賣給商人經營;酒、醋、農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業主經營，政府抽分。貴族、官吏和寺院依靠手中的特權，也從事經商活動。色目商人資金雄厚，善于經營，出現了許多大商賈。

　　政府直接控制對外貿易，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在泉州、上海、溫州、杭州、廣州設立市舶司，外國商船返航，由市舶司發給公驗、公憑。出口的物資有生絲、花絹、緞絹、金錦、麻布、棉布、花瓶、漆盤、陶瓷器、金、銀、鐵器、漆器、藥材;進口的商品有珍寶、象牙、犀、鉆石、木材等等。總的看，整個城市商業活動比較繁榮。大都(北京)是全國最大的城市，馬可·波羅當時有這樣一段精彩記敘：“汗八里(即大都)城內外人口繁多，有若干城門，還有不少附郭。居住在這些附郭中的有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他們或是來進貢方物的，或是來售貨給宮中的，所以城內外都有華屋巨室，有的是貴族居住的，有的是供商人居住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專門住宅。

　　國外運來的價錢昂貴的珍品和各種商品之多，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與之相比。來自各地的貨物，川流不息。僅絲一項，每天進城的有成千車。還有不少絲織品。”除了大都(北京)外，全國各地還有杭州、蘇州、廣州、泉州、揚州、鎮江、開封等地。元朝的商業操縱在政府、貴族、官僚、大商人手中，政府規定，金、銀、銅、鐵、鹽、茶、水銀、礬、鉛、錫、酒、醋、農具，實行專賣，政府抽利。寺院、道觀也經營商業，從中取利。諸王、后妃、公主、駙馬、大臣，通過其奴仆進行商業活動。民間大商人非常富有，有人說：“人生不愿萬戶候，但愿鹽利淮西頭。”講的就是當時鹽業商人的情況。當時國內南北物資交流暢通，從南運北的商品有米、麥、綢緞、棉布、陶瓷。從北運南的商品有北方土產和來自西域的商品。由于蒙古族當時統治的地域幅員遼闊，也就造成元朝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對外貿易的交往，是繼唐朝之后又一個比較頻繁的時期，對當時整個當時亞洲的經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朝透過專賣政策控制鹽、酒、茶、農具、竹木等一切日用必需品的貿易，影響國內商業的發展。可是元朝幅員廣闊，交通發達，所以往往鼓勵對外貿易政策，因而終元之世對外貿易頗為繁盛。元朝的對外貿易主要采取官營政策，并禁止漢人往海外經商。但實際上私商入海貿易的仍然很多，政府始終無法禁絕。元代海外貿易輸出入商品，大體上與宋代相同。但奴隸貿易卻有相當規模，販運進口的有“黑廝”和“高麗奴”。

　　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物資交流頻繁，從而促進了商業城市的發展。元朝時臨安仍改名杭州，其繁榮并不因南宋覆滅而衰退多少。由于北方人紛紛南遷，城廂內外人口更加稠密，商業繁榮。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會，地位重要，水陸交通便利，驛站最多，不但是南方國內商業中心，也是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之一。江浙行中書省居各行中書省征收的商稅和酒醋課的第一位，城內中外商民薈萃，住有不少埃及人和突厥人，還有古印度等國富商所建的大廈。泉州在宋元時期是東方第一大港，貨物的運輸量十分巨大，泉州的稅收僅次于前朝首都杭州。然而在元朝末年色目軍爆發亦思巴奚兵亂，導致外僑大量撤離，對外貿易中斷而衰。大都(今北京)是元朝的首都，在原來中都城的東北方建立新城，規模宏大，是全國政治、軍事中心，也是陸路對外貿易和國內商業中心。達官貴人、富商大賈多在此聚居，人口稠密，城廂內外街道縱橫，商肆櫛比鱗次，工商業很繁榮，是世界聞名的大城市。州縣以上的城市，商業比較發達的還有：

　　交通運輸

　　溝通南北大運河的開鑿、海運航線的開辟、遍布全國驛站的設置，使元代交通運輸業有了新的發展。

　　元滅南宋后，全國實現統一，南北經濟交流進一步擴大。北方(主要是大都)所需之糧食及其他物資，多由江南供應。江南物資主要依靠運河北運。由于舊運河曲折繞道，水陸并用，勞民傷財，極其不便，故忽必烈時有重開運河，另辟海運之議。

　　元代大運河是逐步開鑿完成的。其中鎮江至杭州的江南運河，淮安經揚州至長江的揚州運河，大抵為隋代舊道;徐州至淮安段系借用黃河下游;自山東東平境內的汶水南下與黃河相聯接的濟州河，至元十八年(1281)開鑿;自山東臨清經東昌(今山東聊城)到東平路須城縣西南安山的會通河，二十年開鑿;通州至臨清段為御河(今衛河)，大都至通州為通惠河，二十八年由郭守敬主持開鑿。

　　元代海運是指國內近海航運。始于至元十三年，時伯顏下臨安，取南宋庫藏圖籍，招海盜朱清、張瑄由崇明入海道運至直沽，轉至大都。十九年始命羅璧、朱清、張瑄造平底船運糧。其路線幾經開辟，至三十年形成，由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東行，入黑水洋，至成山轉西，經劉家島、登州(今山東蓬萊)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口，至直沽。

　　運河的開鑿和海運的開辟，對商業的發展，大都的供給和繁榮，南北交通的暢通，官民造船業的擴大，航海技術的提高，都起了重大作用。運河通航后，歲運米至大都五百萬石以上，來自江淮、湖廣、四川及海外的各種物資、旅客源源不斷地運至大都;海運糧到元代中期時達二三百萬石，天歷二年(1329)達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據估計，河漕比陸運的費用省十之三四，海運比陸運的費用省十之七八。

　　陸路交通也很發達。全國各地設有驛站(見站赤)一千五百多處，其中包括少數水站。在驛站服役的叫站戶。與驛站相輔而行的有急遞鋪，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設一急遞鋪，其任務主要是傳送朝廷、郡縣的文書。驛道北至吉利吉思，東北至奴兒干，西南至烏思藏、大理，西通欽察、伊利二汗國，所謂“星羅棋布，脈絡相通”。站、鋪的設立，有利于國內交通的發展和國內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