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盛世基本概述
太康盛世是指晉武帝統一全國，經濟繁榮，在西晉初期出現的太平盛世。當時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呈現政治繁榮的局面。太康年間出現了四海平一、天下康寧的升平景象。史稱"太康盛世"。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太康盛世基本概述，希望對你有用!
太康盛世的皇帝司馬炎圖片
太康盛世基本概述
太康盛世是指晉武帝統一全國，經濟繁榮，在西晉初期出現的太平盛世。 西晉占田制的實行，使農民依法占有了一定的土地，從而調動了農民辟田開荒，從事生產的熱情。再加上晉武帝注重招撫流民，興修水利，所以，西晉初年的社會經濟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出現了短暫的繁榮局面。因為晉武帝此時的年號叫“太康”，所以史稱“太康之治”。也就是280年至289年，共計十年。
太康盛世
公元265年，司馬昭病死，司馬炎繼承了相國晉王位，掌握全國軍政大權。同年12月，經過精心準備之后，仿效曹丕代漢的故事，為自己登基做準備。在司馬炎接任相國后，就有一些人受司馬炎指使勸說魏帝曹奐早點讓位。不久，曹奐下詔書說：“晉王，你家世代輔佐皇帝，功勛高過上天，四海蒙受司馬家族的恩澤，上天要我把皇帝之位讓給你，請順應天命，不要推辭!”司馬炎卻假意多次推讓。司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衛賈充等人，帶領滿朝文武官員再三勸諫。司馬炎多次推讓后，才接受魏帝曹奐禪讓，封曹奐為陳留王。司馬炎于公元265年，登上帝位，改國號為晉，史稱為西晉，晉王司馬炎成了晉武帝。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魏王朝從曹丕讓漢帝禪位稱帝，傳了45年，到此結束。司馬昭也同樣讓魏帝以禪讓的手段獲取了帝位，魏國遂亡。但這時的司馬炎心里并不輕松，他很清楚，雖然他登上王位寶座，但危機仍然存在。
從內部看，他的祖父、父親為了給司馬氏家族奪取帝位鋪平道路，曾經對曹操以后的曹氏家族以及附屬勢力進行了殘酷的屠殺，這件事所造成的陰影至今仍然橫亙在人們的心中。從外部看，蜀漢雖平，孫吳仍在，雖說此時的東吳已不足以與晉抗衡，但畢竟也是一個不小的威脅。內憂外患告訴司馬炎，要想鞏固政權，進而完成吞并東吳、統一中國的大業，就首先要強固統治集團本身的凝聚力，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采取懷柔政策。為此，司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詔讓已成為陳留王的魏帝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同時又賜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為駙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對漢室的禁錮。這不但緩和了朝廷內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為司馬氏家族統治對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懼———而且還安定了蜀漢人心，進而為贏得吳人的好感，為吞并東吳取得了主動權。
為了盡早地使國家從動亂不安的環境中擺脫出來，為統一奠定牢固的基礎，無為與寬松政策成了西晉之初的立國精神。這種立國精神在國家的各種領域中充分地體現出來。公元268年，司馬炎詔書中明確指出：“為永葆我大晉的江山，現以無為之法作為統領萬國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國頒下5條詔書：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當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繼東漢的動亂政治之后，為了安定人心，恢復國力，曾實行了比較寬松開放、節儉求實的治國方略。但到了曹丕，政治漸趨嚴厲，社會風氣亦腐敗，曹操當年的風范已不復存在。皇帝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往往不斷把強大的物質重負轉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長期的戰亂更使百姓在慘淡的生計之外，還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種恐懼與疲憊之感。在這種情況下，司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無為而治的強國方略是最適合不過的。曹魏推行的大規模屯田制度，到魏末已逐漸遭到破壞。到264年，魏元帝下詔罷屯田官，將典農官分別改為太守、令長。次年，晉武帝又重申前令，民屯制度正式廢除。
民屯廢止以后，貴族、官僚爭相侵占田地，隱匿戶口。原來的屯田客或投依豪門，或游食商販，加上服役為兵者，有一半人不從事農業生產。因此，農業荒廢，國庫空虛，百姓窮困。針對這種情況，太康元年(280年)晉滅吳統一全國后，西晉政府采取兩項重大措施：罷州郡兵以歸農、頒布占田制(占田、課田令)。占田、課田令規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減半，次丁女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貴賤占田，從第一品占五十頃，至第九品占十頃，每品之間遞減五頃。此外又規定可依官品高低蔭庇親屬，最多可至九族。
從占田制的內容看，它是一種既保證政府收入，又保護士族特權的一種土地制度。占田制并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將地主的田地授與農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壞的前提下，允許農民占墾荒地，占田制中對于官僚士族占田、蔭客、蔭親屬等特權的規定，其主要精神不在于對官僚士族的特權加以限制，而在于確認和保護他們已占到大量土地和戶口的既成事實。
與曹魏時期的自耕農相比較，戶調增加了二分之一，田租增加了一倍。但實際上還不止于此。因為曹魏的田租是校畝計征，占田制的田租是按丁征收，丁男、丁女、次丁男不管是否占足規定的課田數額，都必須按法定的課田數交租。
不過，在占田制的規定中，也有一些積極因素。首先，與屯田制下農民相比，占田制下農民的負擔顯然有所減輕。特別是解除了屯田制下軍事管制的強迫勞動，有助于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其次，占田無年齡之分，課田有年齡、性別的區別，占田數又高于課田數，這些規定可以鼓勵人們去占田墾荒，有利于擴大耕地面積。《晉書·食貨志》云：“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均平，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這雖有夸大之處，但多少反映出占用制實行后，太康年間的繁榮情況。
西晉占田制的實行，使農民依法占有了一定的土地，從而調動了農民辟田開荒，從事生產的熱情。再加上晉武帝注重招撫流民，興修水利，所以，西晉初年的社會經濟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出現了短暫的繁榮局面。因為晉武帝此時的年號叫“太康”，所以史稱“太康之治”。也就是約280年至289年之間。
太康盛世之改章易制
司馬炎稱帝后，總結前代亡國的教訓，認為曹魏政府束縛、防范宗室，導致皇帝孤立無援。為了屏衛皇室，司馬炎實行五等封爵之制，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后又陸續增封，總計達五十七王，并允許諸王自選王國內的長吏。司馬炎還委任幾位宗王統領重兵，出鎮許昌、鄴城、長安等處的戰略要地，用以拱衛首都洛陽。宗王出鎮是司馬炎加強宗室權勢的重要措施，對以后西晉的政局影響極大。由于憑借朝臣、士族的支持，司馬炎才得以建立西晉政權，所以對擁戴有功的大臣和世家大族極力照顧。比較突出的是，他為防止功臣之間為官職高下而引起紛爭，雜糅上古及漢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設置品級極高的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大等職，號稱“八公”，成為歷史上鮮見的因人設官的典型。此外，他對臣下也大加分封，前后受封的異姓公侯多至五百余人。按照規定，各等封爵的食邑標準是被封地區民戶全部賦稅的十分之一，后又擴至三分之一。
西晉立國之初，年富力強的司馬炎雄心勃勃，意欲有所作為。泰始元年、二年他先后頒布過一些旨在移風易俗、革除前朝弊政的措施：1、撤銷對曹魏宗室和漢朝宗室的督軍，宣布解除對他們的禁錮。2、罷除曹魏政府對出鎮、出征將士留取人質的法令。3、恢復被曹魏廢止的諫官制度，并把象傅玄、皇甫陶這樣清正敢言、有才能的官吏委任為諫官，以廣聞博見，開直言之路。4、提倡節儉。他把原御府的珠玉玩好之物分賜臣下，自己不留。又下令削減各郡國政府對皇室的貢調，禁止樂府排演開支較大的靡麗百戲，停止有司制作各種游戲田獵的器具。此外，在用人方面司馬炎盡量不計舊怨，啟用某些原屬于曹魏集團的官吏。太常丞許奇的父親許允因參與魏主廢黜司馬師的密謀，事泄被殺。司馬炎認為許奇有才，不顧別人反對，把他提升為祠部郎。以后，他還選用了一批原在蜀漢政府任職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學者譙周、文立等人以及諸葛亮的孫子諸葛京。
泰始四年(268)正月，司馬炎批準頒行新律。這部晉律因初施于泰始年間，故史稱《泰始律》。
太康盛世之統一全國
西晉成立之初，晉武帝為了收買人心，大封功臣，許多大家族都被封為公侯。短短幾年時間，晉武帝共封了57個王，500多個公侯。蜀漢滅亡不久，晉武帝為了穩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漢供職的官吏為朝官。晉武帝沒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慣用手法，而是采取拉攏、收買人心的辦法，穩定各級官吏，以確保社會穩定地過渡。因為晉武帝還看到，蜀漢雖亡，東吳未滅，全國還未統一。于是他開始運籌帷幄，準備擊滅東吳，結束全國的分裂局面。
早在三國鼎立之時，魏的勢力已超過蜀、吳，如以人口計，魏約占全國人口4/7，蜀、吳合占3/7。公元263年，魏滅蜀之后，三國鼎立變成了南北對峙，魏的力量更加強大。晉武帝代魏之后，雄心勃勃，“密有滅吳之計”，準備出兵滅吳，統一全國。
西晉全國正處于一種積極的態勢之中，然而吳國卻是在走下坡路。吳主孫皓的荒淫、殘暴使吳國喪失了重整旗鼓的機會。孫皓命令大臣的女兒要先經過他的挑選，漂亮的入后宮供他一人享受，剩下的才能談婚論嫁，這使他喪失了大臣們的支持，自毀根本，最終成了孤家寡人。對他勸諫的中書令賀邵不但沒有受到他的表揚，反而被他用燒紅的鋸條殘忍地鋸下了舌頭，其殘暴程度與商紂王沒有任何區別。孫皓殺人的方法很多，很殘忍，像挖眼、剝臉皮和砍掉雙腳等。孫皓的殘暴注定了他要滅亡。由于孫皓的殘暴使手下的將領們也對他喪失了信心，紛紛投降西晉。西晉的大臣們見吳國國力下降，政局不穩，也紛紛勸說司馬炎趁機滅掉吳國。
但是，晉武帝受到了以太尉錄尚書事賈充為首的保守派的反對，他們認為：吳有長江天險，且善水戰，北人難以取勝。且近幾年來西鮮卑舉兵反晉，此時對吳作戰，并“非其時”。而羊祜、張華、杜預等人則認為：吳帝孫皓腐化透頂，他不但對廣大人民殘酷剝削、鎮壓，而且在統治集團內部也排除異己，用刑殘酷。孫吳目前是“上下離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戰而勝”。如果錯過機會，“吳人更立令主”，勵精圖治，再去滅吳就相當不容易了。
兩派意見，針鋒相對。這樣，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就擺在了晉武帝面前：是否出兵滅吳，統一全國?晉武帝意識到，自秦漢以來，統一已成為人類歷史的主流，廣大平民百姓要求統一，渴望和平。因此，晉武帝堅定地站在主戰派一邊。
為了完成滅吳大業，晉武帝在戰略上做了充分準備。早在公元269年，他就派羊祜坐守軍事重鎮荊州，著手滅吳的準備工作。羊祜坐鎮荊州后，減輕賦稅，安定民心，荊州與東吳重鎮石城(今湖北鐘祥縣)相距最近，晉軍采取了“以善取勝”的策略，向吳軍大施恩惠。由于孫皓揮霍無度，部隊士兵常常領不到軍餉，連飯也吃不飽。羊祜命人向吳軍送酒送肉，瓦解吳軍。這樣，不時有吳軍前來投降，羊祜下令說：吳軍來要歡迎，走要歡送。有一次，吳將鄧香被晉軍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堅持要殺掉，羊祜不但不殺鄧，而且還親自為其松綁，把鄧送了回去。有時，吳軍狩獵打傷的野獸逃到了晉軍領地，晉軍也把這些野獸送到吳軍帳內。正是由于這樣的“厚”愛，東吳將領們的心已經一步步趨向晉軍。
晉武帝在襄陽一邊命羊祜以仁德對吳軍施加影響，一邊在長江上游的益州訓練水軍，建造戰船。經過長達10年時間的充分準備，公元279年，晉軍開始向東吳展開大規模的進攻。為了迅速奪取勝利，晉軍分5路沿長江北岸，向吳軍齊頭并發。第6路晉軍由巴東、益州出發，沿江東下，直搗吳軍都城建業。20萬晉軍直撲東吳。東吳守軍，在巫峽釘下了無數個鋒利無比的、長十余丈的鐵錐，在江面狹窄處用粗大的鐵鏈封鎖江面。晉軍先用大竹排放入長江，晉軍在船上載了無數根數丈長的用麻油澆灌的火點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夠把鐵鏈燒斷。就這樣，東吳長江的防守設施被一個個排除了。
在第6路晉軍進攻東吳時，為了分散、吸引守衛建業的吳軍兵力，安東王渾率一路晉軍，由北向南，直取建業。孫皓忙命丞相張悌統率主力渡江北上，迎擊王渾，結果沿江東下的晉軍乘機攻占了建業。
由于晉武帝準備充分，時機恰當，戰略正確，前后僅用了四個多月，便奪取了滅吳戰爭的全部勝利。從此，東吳的全部郡、州、縣，正式并入晉國版圖。
公元280年，三國鼎立的局面完全結束了。晉武帝司馬炎終于統一了全國，結束了長達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太康盛世中西晉初的政治繁榮局面
發展經濟太康繁榮
全國統一后，西晉政治上趨于安定，但由于多年戰爭的創傷，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艱苦。特別是皇室和權貴們無限制地霸占土地，更加重了農民的苦難。據說，長安東南的藍田縣，有一個很不起眼的“雜牌”龐宗，就占良田幾百頃，其他達官貴人就更不必說了。農民沒有土地，豪門世族利用占據的田地肆意盤剝農民。西晉初年，晉武帝把解決土地問題作為發展經濟的重要內容之一。為此，他制定了“戶調式”的經濟制度。
戶調式共有三項內容，即占田制、戶調制和品官占田蔭客制。
占田制是把占田制和賦稅制結合在一起的一條法令。晉武帝時，對人口年齡進行了分組：男女16歲～60歲為正丁;13歲～15歲、61歲～65歲為次丁;12歲以下為小，66歲以上為老。占田制規定：丁男一人占田70畝，丁女占田30畝。同時又規定：每個丁男要繳給國家50畝稅，計四斛;丁女繳20畝稅;次丁男繳25畝稅，次丁女免稅。
這一規定，使得每個農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應得的田地。不少豪門世家的佃 戶，也都紛紛脫離主人，去領取屬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占田制發布以后，不少農民開墾了大片荒地，這對農業經濟的好轉起到一定的作用。
戶調制即征收戶稅的制度。戶調不分貧富，以戶為單位征收租稅。這一制度規定：“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對邊郡及少數民族地區的戶調也作了具體的規定：邊郡與內地同等之戶，近的納稅額的三分之二，遠的納三分之一。少數民族，近的納布一匹，遠的納布一丈。
品官占田蔭客制是一種保障貴族、官僚們經濟特權的制度，同時也有為貴族、官僚們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數量立一個“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無限制地兼并和隱瞞戶口的情況出現。此制度規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每低一品，少五頃。”對于庇蔭戶，“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十五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庇蔭戶的佃客，為私家人口，歸主人役使，不再負擔國家徭役。
實行戶調制的詔書發布之后，遭到了豪門世族的抵制。他們或是隱田不報，或是反對農民占有耕地。
盡管晉武帝的戶調式遭到了種種阻礙，但這一制度從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將大量的流動、閑散人口安置到土地從事生產，這對于穩定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晉武帝很注意開墾荒地，興修水利。如在汲郡開荒五千多頃，郡內的糧食很快富裕起來，又修整舊陂渠和新開陂渠，對于灌溉和運輸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由于數十年的戰亂，中原地區經濟遭到極為慘重的破壞，人口也大減。晉武帝的故鄉河內郡溫縣，人口也只有原來的幾十分之一。為此，晉武帝決定采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區的人口。他下令，17歲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則由官府代找婆家。滅蜀之后，招募蜀人到中原，應召者由國家供給口糧兩年，免除徭役20年。滅吳后，又規定吳國將吏北來者，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20年。
公元268年，晉武帝還設立了“常平倉”，豐年按適當價格拋售布帛，收購糧食;荒年則按適當價格出售糧食，穩定糧價，維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晉武帝一再責令郡縣官吏，要“省徭務本”，打擊投機倒把、囤積居奇。
由于晉武帝采取了這樣一系列有力的經濟措施，使農業生產逐年上升，國家賦稅收入逐年充裕，人口逐年增加，僅平吳之后不到三年時間，全國人口就增加了130多萬戶，出現了“太康繁榮”的景象。
晉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共有人口1616.3863萬人，每戶人數6.57人，增長率為-1.00%
咸寧六年(280)四月改元太康。在以后的10余年間(280—289)，西晉政府重視生產，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牛馬遍野，余糧委田，出現了四海平一、天下康寧的升平景象。史稱“太康繁榮”或“太康盛世”。
太康盛世之頒布泰始律
《泰始 律》是晉武帝司馬炎在泰始三年(267年)完成并于次年頒布實施的，但在他的父親司馬昭輔佐魏政期間就開始了。當時司馬昭命賈充、羊祜、杜預等人參考漢律、魏律開始編纂，到司馬炎建立西晉后不久完成。因頒行于泰始年間，故又稱《泰始律》。張斐、杜預為《晉律》作注解，經晉武帝批準“詔頒天下”，注與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該律又名《張杜律》。
《泰始律》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其主要特點是“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在損益漢《九章律》和魏《新律》的基礎上，《泰始律》為20篇，計為刑名、法例、盜律、賊律、詐偽、請賕、告劾、捕律、系訊、斷獄、雜律、戶律、擅興、毀亡、衛宮、水火、廄律、關市、違制與諸侯律，共620條，27657個字。《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內容有所放寬。它“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對女子的判處也有從輕從寬的用意。《泰始律》的這些變化，使其在實行中能夠起到緩和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鞏固司馬氏的江山。《晉書·刑法志》稱其“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于益時”。
《泰始律》在中國法律發展史上有著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無不打上它的烙印。
《泰始律》 以寬簡著稱，是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簡的里程碑。晉律還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唯一通行于全國的法律，并被東晉和南朝所沿用，也是這一時期承用時間最長久的一部法典。
太康盛世之弘揚文化
太康年間，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經濟生活有了好轉。與此同時，晉武帝還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弘揚民族文化，為中華民族古代燦爛的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當時，盛行著一種被后人稱頌的“太康文學”，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陸(陸機、陸云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張(張載、張協、張亢兄弟)。
公元282年，洛陽的人們紛紛購買紙張，原來有一個名叫左思的文人，寫了著名的《三都賦》，人們紛紛傳抄，引起了紙張奇缺，紙價飛漲，“洛陽紙貴”從此便流傳開去。“賦”是一種文體，兼有詩歌及散文的性質，極講究文采與韻律。據說，最早的賦是戰國時荀況的《賦篇》，一般賦都寫得比較短。而左思的《三都賦》不僅辭藻優美，鏗鏘有聲，而且長達一萬多字，成為舉世僅有。左思門第不高，母親死得早，他又是個結巴子，小時學過書法、音樂和兵法，但都沒什么成就。他的父親曾對人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現在還遠遠不及我年輕的時候。”這句話深深地刺激了左思，他從此刻苦攻讀，奮力筆耕，用了一年時間寫出了《齊都賦》，受到人們好評。公元272年，他決心寫出《三都賦》。“三都”，即鄴、成都、建業，分別是三國鼎立時魏、蜀、吳的都城。他感到自己資料缺乏，便向朝廷提出，要求當一名管理圖書和著作事務的秘書郎。晉武帝隨即同意了，并告訴他，凡是朝廷里收藏的有關這三個都城的圖籍和資料，他都可以隨心所欲地閱讀和查證。
在晉武帝的關照下，左思這個出身寒門之人，用了十幾年時間，終于寫出《三都賦》。這是由《蜀都賦》、《魏都賦》、《吳都賦》三篇獨立又相聯結的賦組成的。賦中有三個假設人物：東吳王孫，西蜀公子，魏國先生。通過他們相互之間的傾訴，寫出三個名都的概況、歷史、物產、風土人物和各自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面貌。《三都賦》一問世，立即轟動整個洛陽城，它不僅在中國歷史和文學史上有著一定的地位，而且對于考證、了解三國時期的歷史狀況，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左思的詩也寫得非常好。著名的《嬌女詩》語言樸素，感情真摯，把對小女兒的疼愛之情躍然紙上，后來的大詩人陶淵明的《責子》、杜甫的《北征》、李商隱的《驕兒詩》等，都受到它的影響。
在西晉的文壇中，最負盛名的要算陸機，被后人稱為“太康之英”。他的詩歌意新詞秀，講求形式的華美，以其深厚的筆力，優美的辭藻，純熟的技巧，表現了一種華貴之美。這種藝術追求，極大地影響了太康文學的藝術傾向。他的《文賦》是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第一篇系統的創作論，對后世文學創作和理論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君子行》中“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的詩句，被不少后來的人所引用，以反映人們對政治環境和人生禍福無常的體會。《赴洛道中作》，是陸機五言詩的杰作，其中“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馀，林薄杳阡眠”，“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等，都是情景交融的佳句。陸機還是著名的書法家，所寫的章草《平復帖》流傳至今，是書法中的珍品。另外，據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陸機還有畫論。
西晉初年，是人才輩出的時代。在文學藝術方面，除了左思、陸機等一批文學家外，在其他領域還出現了不少杰出人物，他們對中國古代文明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所有的這些文明與晉武帝司馬炎開明的文化政策和人才保護措施是分不開的。
地理學家裴秀，是晉朝的尚書令。裴秀的舊交郝詡給他人寫了一封信，說：“尚書令裴秀是我的老相識，你如有什么事要他幫助關照，我給你去說說，這點面子他總會給的。”于是，有人將信作為罪證告到晉武帝面前，說裴秀假公濟私。晉武帝為裴秀辯解說：“別人求裴秀辦事，是別人的事，裴秀怎能預先防止呢?況且假公濟私還沒有成為事實，裴秀有什么罪呢?”不久，司隸校尉李熹又告發說：“劉尚替裴秀強占官田，裴秀有罪，應該關押!”晉武帝又給他開脫說：“強占田地罪在劉尚，為何要關押裴秀?”晉武帝的公正無私，不信讒言，使裴秀在地圖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早在魏末，裴秀曾隨司馬昭出軍討伐諸葛誕，跑了不少地方，由于地圖有誤，吃了不少苦頭。明明地圖上似乎很近的地方，但跑了幾天也看不見影子，明明地圖上沒有山也沒有水的標記，但真到了那兒，卻冒出連綿的山岡或洶涌的河流來。尤其是宮廷珍藏的那份地圖，是幾十匹綢子制成的，使用起來十分不便。裴秀發奮鉆研，改革地圖，修正錯誤。他首先運用了簡縮的技術，用“一分為十里，一寸為百里”的比例尺，把那幅用幾十匹綢子做的巨圖縮畫成了《地形方丈圖》。裴秀還提出了繪制地圖的六個基本要點，即比例尺、方位、交通 路線的實際距離、地勢起伏、地物形狀和傾斜緩急等。這些都是世界地圖學史上劃時代的創新，除了經緯度和等高線外，已經包括了現代化制圖的基本要素。這在自然科學不發達的一千多年之前，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貢獻。 大醫學家皇甫謐，也是生活在西晉太康年間。他42歲得了風濕病，半身癱瘓，長期臥床，但他博覽群書，很有才華。晉武帝得知后，多次下詔要他出來做官，但他推說有病，婉言謝絕。他在病床上開始摸索針灸，一邊攻讀醫書，一邊在自己身上做試驗。經過7年苦心鉆研，他不僅治好了自己癱瘓多年的疾病，而且針灸技術越來越高，發現了不少針灸穴位，創立了自己的針灸理論，寫出了《針灸甲乙經》。此書不僅在我國醫學史上是一部偉大的著作，而且還流傳到國外，從公元6世紀開始，朝鮮、日本的醫生都把它奉為必讀的書籍。
太康盛世之農業經濟
晉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晉皇朝相對安定時期。這期間，從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是西晉比較繁榮的時期，保持了一個小康的局面。平吳以前，晉就重視農業的恢復和發展。據《晉書·食貨志》載：“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勵精干稼穡。”泰始二年(266)，武帝詔：“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全農功益登，耕者益勸”。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余頃。當時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鬧饑荒，而汲郡獨無匱乏。于是武帝特下詔書褒揚，賜谷千斛。十年，光祿勛夏侯請求修新渠、富壽、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萬頃。咸寧元年詔：“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西晉朝廷采取措施，從墾荒、興修水利、增加農業勞動力和加強監督等方面來鼓勵農業生產。
三國時期的屯田制，在變亂時可以受到歡迎，在社會相對穩定時就不能適應農民小私有的要求了。司馬昭在魏陳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就“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三國志·魏志·陳留王紀》)。大約這次政令未能得到貫徹，晉武帝泰始二年(266)又“罷農官為郡縣”(《晉書·武帝紀》)。廢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種原因，如避免官吏侵占等。但把在軍法部勒下進行生產的屯田人變為郡縣管理下的編戶小農后，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會更高，更能增加生產，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這應是主要原因。
西晉統一后，即于太康元年(280)頒布戶調式，同時還頒布了占田法和課田法。占田、課田法規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晉書·食貨志》)。占田和課田的關系如何?“其外”兩字如何解釋?問題和爭論都很多，詳見本卷典志篇。這里只指出一點：占田、課田制下的農民，是一家一戶的個體小農。他們的糧食除繳納田租外，都歸他自己所有，因而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是高的。太康時期的小康局面雖只有十來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當安居的歷史時期。《晉書·食貨志》稱：“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成安其業而樂其事。”干寶《晉紀·總論》就這樣描述：“牛馬被野，余糧委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這些雖是不無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太康年間，人口增加很顯著。史書記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國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晉書·地理志》)。占田、課田法頒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國家“戶有三百七十七萬”(《三國志·魏志·陳郡傳》注引《晉太康三年地記》)。這當是國家戶籍上人口數的增加，與人口的實際增加數當有距離。但總的說來，這時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
對世家地主的優遇漢末三國時是世家和豪族勢力的擴張時期。曹魏后期，大約是在司馬氏主政以后，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權，其中也包含了特權的新的形式。這實際上是特權的擴張。《晉書·王恂傳》載：“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后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租牛客戶，是給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以匈奴胡人為田客的太原諸部，就不只限于世家，其中當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吳之后，晉廷在公布戶調式和民丁占田、課田的同時，還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蔭人以為佃戶、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規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占田。第一品可以占五十頃。以下，每低一品，遞減五頃。至第九品，得占田十頃。又各以品之高低，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后，及士人子孫，也都有這種特權。特權擴大到士人子孫，這是秦漢時世家地主范圍的擴大，特別是儒宗這一等級的延伸。史家對魏晉以后的這類地主，稱作世族，又稱作“士族”，是有原因的。同時，也不可忘記，無論是稱世族或士族，在其內部自有品級或等級的不同。史家所謂門閥，應指其中較高的品級或等級而言。官吏按品級還可蔭庇衣食客和佃戶。官至六品以上，得蔭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蔭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蔭庇佃戶五十戶，第三品十戶，以下遞減，到第九品一戶.
太康盛世之盛世危機
晉朝建立后，曹魏時期壓抑的世族在司馬懿及陳群羽翼下抬頭，當時出名的世族有瑯玡王祥、滎陽鄭沖、陳國何曾、臨淮陳騫、潁川荀顗、荀勛、河東衛瓘、河東斐秀、太原王渾、泰山羊祜、河內山濤、京兆杜預等。曹魏時期的清談，到晉代時許多士大夫紛紛效仿，形成一批置身功名利祿又求出世隱遁的士大夫。朝政方面，晉朝在歷史上首先建立了門下省，三省制度完善，并且在277年創建了國子學。由于諸臣在“平吳”與“立嗣”等議題上發生爭執，使得黨派形成。以侍中任愷為首張華、庾純、溫颙、向秀、和嶠等一派，與尚書令賈充為首楊珧、王恂、華廙等為一派相對立，在立嗣上諸臣爭執更劇。當時太子司馬衷昏庸無能，武帝之弟齊王司馬攸較仁孝慧敏。司馬駿、衛瓘、和嶠等主張廢衷立攸，但遭楊皇后和賈充、荀勖等人反對。最終晉武帝仍然不能舍子立弟，遣返司馬攸回其封國，齊王憂病而死。
軍事方面，西晉立國后，武帝分封諸王，于277年遣諸王就國，其中一些都督諸州軍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瑋督荊州。統一后，為避免東漢末期諸州割據再度發生，武帝裁撤州郡兵，解除天下武備。分封諸王與去州郡兵是避免權臣專政及地方，顯示天下太平。《晉書》山濤傳：大郡武吏百人，小郡有武吏五十人，職官志：大國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整個中原沒有常備軍防御。盡管諸侯王名義上可以建立千人的部隊，鎮守本國，但是晉朝實際沒有出現諸侯割據，《晉書》地理志：王不之國，官于京師。諸王都留居京城，直到瑯玡王南渡整個江南沒有諸侯王鎮守。晉武帝司馬炎在位20多年。他曾為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是，受時代的影響，他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用了漢代以來的分封制，嚴重地削弱了中央集權的鞏固。再加上他晚年生活奢侈腐化，公開賣官，宮中姬妾近萬人，上行下效，各級官吏不理政事，斗富成風，奢侈之風盛行，加速了西晉王朝的滅亡。晉武帝去世不久，西晉王朝就發生了“八王之亂”，這場戰亂長達16年，加上天災不斷，瘟疫流行，廣大勞動人民又開始大批死亡或流離失所，“太康繁榮”的盛景很快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太康盛世之評價
晉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共有人口1616.3863萬人，每戶人數6.57人，增長率為-1.00%咸寧六年(280)四月改元太康。在以后的10余年間(280—289)，西晉政府重視生產，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牛馬遍野，余糧委田，出現了四海平一、天下康寧的升平景象。史稱“太康繁榮”或“太康盛世”。晉武帝司馬炎在位20多年。他曾為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是，受時代的影響，他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用了漢代以來的分封制，嚴重地削弱了中央集權的鞏固。再加上他晚年生活奢侈腐化，公開賣官，宮中姬妾近萬人，上行下效，各級官吏不理政事，斗富成風，奢侈之風盛行，加速了西晉王朝的滅亡。晉武帝去世不久，西晉王朝就發生了“八王之亂”，這場戰亂長達16年，加上天災不斷，瘟疫流行，廣大勞動人民又開始大批死亡或流離失所，“太康繁榮”的盛景很快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但它作為一段短暫的歷史，記入 了中華民族歷史的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