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中國近代政治家、戰(zhàn)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chuàng)立者和統(tǒng)帥。與胡林翼并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并稱"晚清四大名臣"。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推薦的歷史名人曾國藩家訓遺囑以及歷史名人曾國藩的故事，希望各位看官能感興趣哦。

　　歷史名人曾國藩家訓遺囑：

　　晚清重臣曾國藩封一等毅勇侯，被譽為“晚清第一名臣”、“官場楷模”。他力挽狂瀾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光中興”時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學問、文章兼收并蓄，實現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譽為“中華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更是歷史上數得著的侯門望族，一百多年來沒有出現過“敗家子”，曾國藩繼承發(fā)揚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清史稿 曾國藩傳》說：“國藩事功大于學問，善以禮運。”他一生勤奮讀書，推崇儒家學說，講求經世致用的實用主義，成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再度復興儒學的“大師”，事業(yè)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內說曾國藩：“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并時諸賢杰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爍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

　　暢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過三代”是大多數官宦之家很難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卻代有英才層出不窮，出現了像曾紀澤、曾廣均、曾廣銓、曾昭掄、曾憲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尋曾氏家族長盛不衰的奧秘，曾國藩留給后代的“四條遺囑”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六十二歲的曾國藩在兒子曾紀澤的攙扶下散步，他說：“我這輩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帶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連呼“腳麻”，倒在兒子身上，瞬時已不能說話了。臨危之際，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寫好的遺囑，大意如下：

　　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極品，而學業(yè)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人徒傷，十分惶恐慚愧。今將永別，特立四條以教汝兄弟。

　　一是慎獨則心里平靜。

　　自我修養(yǎng)的道理，沒有比養(yǎng)心更難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惡，卻不能盡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惡，這是自己的表現。內心是不是自欺，別人無從知道。孟子所說的上無愧于天，下無疚于心，所謂養(yǎng)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夠慎獨的人自我反省時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對天地，和鬼神對質，絕對不會有行為無悔恨而心卻退縮的時候。人假如沒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對天地便神色泰然，這樣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這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是最好的藥方，修身養(yǎng)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則身體強健。

　　在內專一純凈，在外整齊嚴肅，這是敬的工夫;出門如同看見貴賓，對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樣崇敬，這是敬的氣象;自我修養(yǎng)以讓百姓平安，忠實恭順而使天下太平，這是敬的效驗。聰明智慧，都是從這些敬中產生的。莊重寧靜則一天比一天強，安閑敬縱則越來越懶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驗效。如果不論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體的強健，還有什么令人懷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愛則人高興。

　　一般的人生下來，都得到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體，我和民間萬物根本是同出一源的。如果只知道謀求私利，而對百姓不知道寬仁，對萬物不知道愛護，這是和同出一源道理相違背的。至于高官厚祿，高居在百姓之上，就有拯救百姓于水火、饑餓之中的責任。讀書學習，粗淺地知道了大義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覺的人覺悟起來的責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緊的，莫過于“欲立立人，欲達達人”這幾句話。人有誰不愿意自立自達，如果能夠使人自立自達，就可以和萬物爭輝了。人有不高高興興地歸附的嗎?

　　四是參加勞動則鬼神也敬重。

　　如果一個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飲食，與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當，則看到的人會贊同他，鬼神也會加以稱許，認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農夫織婦終年勤勞，才能收獲數擔糧食數尺布，而富貴人家終日安逸享樂，不做一事，卻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錦衣繡袍，高枕而眠，一呼百應，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贊同的。這樣怎么能長久呢?古代的圣君賢相，無時無刻不以勤勞自勉，為自己打算，則必須操習技藝，磨煉筋骨，在困境中奮力前行，殫心竭慮，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長見識。為天下人考慮，一定要使自己饑餓，自己陷于水火之中，把民賊強盜不被擒獲視為自己的過失。大禹治水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墨子摩頂放踵以有利于天下，都是極儉樸以修身、極勤勞以救百姓的實例。所以勤勞能使人長壽，安逸能使人夭亡;勤勉則人盡其才，安逸則無能而被人拋棄;勤能夠廣濟百姓，而神靈敬仰，安逸對人無好處，鬼神也不羨慕。

　　此四條為余數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記之行之，并傳之于子子孫孫。則余曾家可長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國藩的遺囑對其子孫后世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其子曾紀澤在曾國藩死后才承蔭出仕，從事外交;曾紀鴻一生鉆研數學;孫子曾廣鈞中進士后，終老翰林;曾孫、玄孫輩中大都出國留學，曾氏后代子孫沒有一個加入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極少有人出仕。曾家后裔恪遵先祖遺言，遠離爾虞我詐鉤心斗角的政界、軍界，潔身自好，大隱于世，實現了曾氏“長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遺愿，倘若曾國藩九泉有知，也定會捻須頷首微笑的。

　　歷史名人曾國藩的故事：位高轎低

　　曾國藩在道光年間連年被提拔，升遷極快，十年之間連升十級，這是難得的恩遇：在升為正三品大員后，按規(guī)定，轎呢要由藍色換為綠色，護轎人也要增加倆人，而且乘轎是需要配備引路官和護衛(wèi)的。但令百官詫異的是，曾國藩從升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邊不得不增加兩名護衛(wèi)外，轎前不僅沒有引路官，連扶轎的人也省了去，且轎呢也沒有換成綠色，仍乘藍轎。

　　不久，曾國藩又升為二品大員，下人就為他薦舉了四名轎夫，要把曾國藩的四人大轎換為八抬大轎。按清朝官制，四品以下官員準乘四人抬的藍呢轎，三品以上官員準乘八人抬的綠呢轎，俗稱八抬大轎。但這并非硬性規(guī)定，官員如達到品級而收入不豐者，是可量力而行的;若品級達不到卻乘高品級的轎子就算違制，一旦被人舉報，不僅要受處分，嚴重的還要被革職、充軍。

　　其實，曾國藩早就打定主意，他明曉水滿則溢、人滿則忌的官場道理，對于可擺可不擺的架勢、可坐可不坐的大轎，一律是不擺不坐。雖然，曾國藩因乘藍呢轎而被下級官員欺侮，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員出行，都知道向護轎的官員交代一句：“長點眼睛，內閣學士曾國藩大人坐的可是藍呢轎呢。”

　　曾國藩縱橫官場幾十載，正是憑借了這種低調、內斂的力量。

　　歷史名人曾國藩的故事：“不要錢，不怕死”

　　明清京官之苦，時人皆知。作為七品京官的曾國藩年俸僅為45兩，外加作為津貼的“恩俸”和“祿米”也不過135兩。而后來的張之洞曾給京官算過賬：“計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須一金，歲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強自給。”彌補這樣大的收支赤字只有兩法：一是收受外官的饋贈，二是借貸。外官收入豐厚，為了構建關系網，每次進京，都要給熟悉的京官們送禮，名為“冰敬”、“炭敬”、“別敬”(意為夏冬買冰買炭等費用)。這筆饋贈，少則數十兩，多則數百兩。但是曾國藩很少利用手中權力為人辦事，所以這種饋送次數很少，于是借債就成為他經濟來源的主要部分。因為人品好，曾國藩借錢比較容易。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國藩已累計借銀400兩。這一時期，他在家書中多次出現“借”“欠”“窘”的字樣，艱難形狀，躍然紙上。

　　咸豐二年(1852)曾國藩墨绖(dié，指服孝)從戎，創(chuàng)建湘軍，從此開始了11年鎮(zhèn)壓太平軍的戎馬生涯。晚清軍隊是腐敗最烈的所在。吃空額、扣兵餉、出售兵缺，以及在軍營中設賭收費都是軍官們最普遍的營私方式。即使清廉之員，也可以憑“截曠”和“扣建”致富。國家統(tǒng)計的軍餉，是足員足月的全額。但一年當中，軍隊常有兵員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補充。新舊兵員不可能當天銜接，這中間會有空缺。空缺時的餉銀就節(jié)省下來，叫做“截曠”。國家計餉，都按每月30天算，農歷小月只有29天，省下的一天軍餉扣下來，叫做“扣建”。這兩筆銀子本應上繳國庫，但實際上誰都沒有繳。日積月累，為數甚巨。比如李鴻章帶淮軍幾十年，截曠和扣建積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銀子存在直隸藩庫中，作為自己的“小金庫”，死后還存有800萬兩。

　　但曾國藩的宦囊并沒有因此而豐富。初出山之時，曾國藩表示：“不要錢，不怕死。”統(tǒng)兵之后，可以支配的金錢雖多，但他為“風示僚屬”和“仰答圣主”，把自己的部分收入捐給了戰(zhàn)區(qū)災民，寄回家的錢反而比以前少了。

　　曾國藩立定主意不多往家寄錢，不僅因為要保持清廉之節(jié)，還因為他認定從小經過生活磨煉的人更容易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說：“吾不欲多寄銀物至家，總恐老輩失之奢，后輩失之驕，未有錢多而子弟不驕者也。”

　　雖然官至極品，但曾國藩晚年生活仍然保持儉樸習慣。薛福成擬的《代李伯相擬陳督臣忠勛事實疏》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其(曾國藩)本身清儉，一如寒素。官中廉俸，盡舉以充官中之用，未嘗置屋一廛(chán，平民住所)，增田一區(qū)。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過四簋(guǐ，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過二百金，垂為家訓。有唐楊綰(wǎn)宋李沆(hàng)之遺風(楊、李二人分別為唐宋名臣)。而鄰軍困窮，災民饑饉，與夫地方應辦之事，則不惜以祿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給。”

　　這段敘述，應該說并沒有過分夸張。曾國藩愛穿著家人為其紡織的土布衣服，不愛著綢帛。曾國藩升任總督后，其鞋襪仍由夫人及兒媳、女兒制作。當時每晚南京城兩江總督府內，曾國藩夜閱公事，全家女眷都在麻油燈下紡紗績麻。通常他每頓飯只有一個菜，“絕不多設”。

　　同治十一年，曾國藩在兩江總督官署去世，終年61歲。他生前曾留下遺囑，喪事概不收禮。但曾國荃建議曾紀澤不要遵守此項遺囑，因為，一品大員的喪事，“實非巨萬可以了”，關系密切者，“似可以酌受”。但曾紀澤拒絕了此項建議。曾國藩自以為生前給自己留下的養(yǎng)老錢“極豐裕”，然而辦完喪事后，已經所剩無幾。

　　歷史名人曾國藩的故事：“四敗”藏鋒

　　曾國藩認為為官有四大忌，即“四敗”：昏惰任下者敗，傲狠妄為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復多詐者敗。曾國藩把這“四敗”寫在案頭上，每天都提醒自己。

　　在另一個地方，曾國藩又說，自古以來兇德致敗者大約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總結歷史的經驗說：“我看歷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數都是因為這兩個原因而敗家喪身的。”不管是居官四敗也好，還是二敗也好，其實都有一個核心，這就是，為官者之所以身敗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顧忌。

　　曾國藩曾經說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國藩一生，也始終是在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這樣的心境中度過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國藩升了官，他在給弟弟的家書中，表示不但不敢高興，反而感到戰(zhàn)戰(zhàn)兢兢。他說：

　　“這次升官，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誠惶誠恐，自我反省，實在是無德足以承受。你們遠隔數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過失，時時寄信來指出我的不足，務必使累世積累下的陰德不要自我這里墮落。弟弟們也應當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為家里有人當官，于是就敢欺負別人;不要以為自己有點學問，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歷史名人曾國藩的故事：秦淮懷春燕

　　曾國藩平了太平天國后，坐鎮(zhèn)南京，為了復蘇地方經濟，聽從部下建議，決定把秦淮河的旅游業(yè)恢復起來。這十里秦淮，原是所謂“六朝金粉氣”的銷金鍋，樓臺畫舫間，槳聲燈影里，文人雅士，歌女名妓，把酒言歡，何樂不為?曾國藩手下一些官員早已按捺不住，又不敢貿然行事，于是便慫恿曾國藩前去“視察”。

　　曾國藩心知肚明，順水推舟。首次，他碰到一個藝名為“少如”的藝妓。此女色藝俱佳，且頗聰慧，求曾賜副對聯，以抬高自己身價。

　　曾國藩本是聯對名家，區(qū)區(qū)一聯，哪在話下，便擬用她的藝名“少如”作一嵌名聯，免掃其興。先書上聯：得少住時且少住;

　　歌妓一看，所寫并非自己初衷。未等曾國藩寫下聯，她便搶先進言，說妾愿替大人續(xù)下聯，不知大人意下如何?曾國藩沒想到一個藝妓竟然還有文才，自然點頭稱好。

　　這個少如續(xù)寫的下聯是：要如何處就如何。

　　曾國藩見了，不覺嘆服此女的良苦用心。

　　曾國藩公務繁雜，自對秦淮藝妓有了良好印象以后，只要得閑，總要邀幾個幕僚好友去秦淮河畔，吃吃花酒，聽聽歌曲，以緩解一下緊張情緒。

　　一次，他為一來南京的友人在秦淮一酒樓設宴接風，席間請了一個名“春燕”的歌妓唱曲助興。那春燕不但姿容姣好，歌喉更有“余音繞梁，三日不絕”之功力，曾等一干人無不為之傾倒。

　　后來，春燕為一富商納為小妾，離開了秦淮，曾國藩再去，已是人去樓空。曾在悵然若失間，寫出了下面這副《懷春燕》的對聯：

　　未免有情，憶酒綠燈紅，一別竟傷春去了;

　　似曾相識，悵梁空泥落，幾時重見燕歸來?

　　對聯把“春燕”二字分別嵌入上下聯，傷別，悵惘，情真意切。從中亦可看出曾國藩的另一面：他也是人，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啊!

　　歷史名人曾國藩的故事：圣不免俗

　　一次曾國藩用完晚飯與幾位幕僚閑談評論當今英雄。他說：“彭玉麟、李鴻章都是大才，為我所不及。我可自許者，只是生平不好諛耳。”

　　一個幕僚說：“各有所長，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

　　曾國藩問：“你們以為我怎么樣?”

　　眾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個管抄寫的后生，他插話道：“曾帥是仁德，人不忍欺。”

　　眾人聽了，一齊拍手。

　　曾國藩得意地說：“不敢當不敢當。”

　　后生告退，曾氏問：“此是何人?”

　　幕僚告訴他：“此人是揚州人，入過學(秀才)，家貧，辦事還謹慎。”

　　曾國藩說：“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沒。”

　　不久，曾國藩升任兩江總督，派這位后生去揚州任鹽運使。

　　老曾每每都在怵惕著“諛”，卻擋不住無形中諛的神奇力量。

　　歷史名人曾國藩的故事：曾國藩的另一面

　　曾國藩是清代的名相，也是個官精。他步入仕途后，十年七遷，連跳十級，37歲就當上了二品京官，可謂一帆風順。但是，縱觀曾國藩的一生，他常常言行不一，口是心非，戴著兩副面具。

　　天京攻破后，御史賈鐸在京城發(fā)難，奏請朝廷命曾國藩將太平天國的金庫查明，報部備撥，這是對曾氏兄弟極為兇狠的一著，使他們幾乎沒有招架的辦法。當時，太平天國的大量金銀珠寶在幼天王等倉皇逃命的時候，是不可能全部帶走的。湘軍入城后，對這些積存已搶劫一空，不可能再“報部備撥”了，就是少有劫余，曾氏兄弟也不愿意上繳。但是，面對朝廷的命令，該怎么辦呢?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說：“克復老巢，而全無財貨，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朝廷當然是不相信他的話的，但是，這時的朝廷并不愿意與曾氏兄弟的關系鬧得太僵，于是在給他的廷寄中說，根據你的奏折，城中(指天京)并沒有賊庫，這是事實。這樣，朝廷算是給了曾氏兄弟一個體面的臺階。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曾氏兄弟在俘獲李秀成后，沒有解京獻俘，而是在十七天之后匆匆地將李秀成殺了。消息傳到京城，輿論大嘩，都說曾氏兄弟專橫跋扈，殺人滅口，使曾氏兄弟又陷入難以招架的地步。

　　本來，曾國藩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報捷折中還向朝廷請示，李秀成、洪仁達“應否檻送京師，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請定奪”。按理，曾國藩應在朝廷“定奪”之后行事，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卻在七月初六放出李秀成飲宴了一番之后，便將李凌遲處死了。把李秀成檻送京師，是當時各方面的共同意見，就是曾國藩本人也是這么認為的。但他又為什么不等朝廷的命令而將李秀成匆匆處死了呢?他給朝廷做了一番解釋。他認為，除了洪秀全之外，其余的都沒有必要解送到京師，陳玉成和石達開就是現成的例子。再者說，李秀成自知罪重，到哪里也是死，微臣擔心他在途中絕食，或者逃跑，留下禍患，就與弟弟曾國荃再三商量，統(tǒng)一了意見，就地正法了。

　　曾國藩生怕這樣的解釋交代不了朝廷，于是在另一奏折中進一步解釋說，李秀成很得民心，黨羽很多，威信很高，號召力很強，如果不迅速殺掉，則貽害無窮，所以就把他殺了。

　　真實的情況是曾國藩害怕一旦把李秀成解送京師，李秀成的供詞與自己連日來的奏折不符，這樣他就犯了欺君之罪，吃不了也得兜著走了。比如，曾國藩報捷說，破了金陵當日，殺“賊”十萬，而當時城中連居民也不過三萬多人，怎么來的十萬?至于天京的“金庫”，李秀成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想到這些情況，精明的曾國藩自然是不會把李秀成解送京師的了。

　　曾國藩為了保護自己，什么謊話都敢編造。本來，朝廷在六月二十九日的諭旨中明確命令他“遴派妥員，將李秀成、洪仁達押解來京”。曾國藩于七月初六收到了諭旨，而他就在當天把李秀成殺害了。過了半個月，他才慢騰騰地于七月二十日復奏說，微臣在初十日才收到諭旨，仔細算一下，臣應該在初六日就收到諭旨了，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竟遲了四日。諭旨是由安慶轉遞江寧的，不知道是何處驛站出了差錯。朝廷為了利用曾國藩，雖然也下令挨站嚴查，最終卻沒有結果，只好不了了之。

　　曾國藩有“中興名臣”“洋務運動領袖”“圣相”“近代史之父”等美譽，透過這些美麗的光環(huán)，我們看到了另一個真實的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