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傳》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儒家典籍。上起魯隱公元年，止于魯哀公十四年，與《春秋》起訖時間相同。相傳其作者為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齊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說流傳，西漢景帝時，傳至玄孫公羊壽，由公羊壽與胡母生(子都)一起將《春秋公羊傳》著于竹帛。《公羊傳》有東漢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詁》、唐朝徐彥作《公羊傳疏》、清朝陳立撰《公羊義疏》。

　　《春秋公羊傳》的歷史介紹

　　《公羊》成書年代不詳，戴宏在《公羊序》中說：“子夏傳于公羊高，高傳于其子平，平傳于其子地，地傳于其子敢，敢傳于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公羊傳》的思想直承《春秋》，側重于從《春秋》尊王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統”、“撥亂反正”觀點，哀公十四年說：“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春秋》。”。“誅心”是《公羊傳》的一大特色，誅心要通過對歷史事件的“譏”或“貶”等來表達。西漢初年，為了取得正統地位，儒生必須以圣賢之言為依歸，由此以尊王為主的春秋公羊思想開始興盛。而在公羊學獲立為官學之后，公羊學派的勢力大漲。后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應”與“陰陽災異”，“讖緯”學大為流行，漢朝知識份子籠罩在迷信與神秘的氛圍之下。東漢以后，很多人對讖緯學進行了批判，公羊學自此逐漸走向沒落。清代考據學興盛，學者們陸續對公羊傳進行研究，公羊學思想又有一次復興。

　　《春秋公羊傳》評論

　　鄭玄在《六藝論》中有所批評：“左氏善于禮，公羊善于讖，穀梁善于經。”

　　東晉范寧評論《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公羊傳》的成就在于發揮《春秋》的褒貶，從而找出“微言大義”和“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皆東漢何休語)。

　　孫復在《春秋尊王發微》直稱“《春秋》有貶有褒，是司空城旦書。”

　　流派

　　漢代主要有嚴彭祖、顏安樂二家春秋博士學，皆傳自董仲舒，董仲舒對《公羊傳》的概括是：“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患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樊宏之子樊倏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氏學[2]。張霸又刪樊倏《嚴氏春秋》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3]。到了東漢晚期，以何邵公最為出名。《鹽鐵論》編纂者桓寬亦為公羊家。

　　公羊學派自東漢以后幾乎消聲匿跡，六朝時期，何邵公曾被立為官學。唐代的經學日趨式微，研習公羊者為少數。

　　清朝公羊學大盛，乾嘉以后的社會矛盾激化。常州公羊學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武進莊存與是當時學術中的主流，他們企圖從公羊學的“微言大義”中尋求解脫社會危機的出路。清代學者如：孔廣森、莊存與、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皆屬于清代公羊學者中的重要人物。劉逢祿發揮公羊思想中的“大一統”思想，“欲攘蠻夷，光正諸夏;欲正諸夏，先正京師;欲正士庶，先正大夫。”[4]影響所至，而有晚清戊戌變法的改革事跡，康有為利用“三統”、“三世”說，為變法維新提供理論依據，都是引用公羊學的“微言大義。”。

　　《春秋公羊傳》史學價值：

　　《公羊傳》的歷史思想比《谷梁傳》更為豐富，其影響也更深遠。在漢代，公羊學大顯于世。魏晉以后雖經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鴉片戰爭前后卻重新復興，而且風靡一時，成為近代維新運動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接受西方進化論的思想基礎。“公羊學”的產生和兩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學史上發人深思的歷史現象，其秘密，在于《公羊傳》中蘊含著一套獨有的政治———歷史哲學。

　　《公羊傳》寫定于漢初，系用漢代通行的隸字書寫，它是今文經學中富有理論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學者認為，《春秋經》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這同古文學派認為《春秋經》是一部歷史著作不同。從這一根本點出發，《公羊傳》包含著一些可供人們發揮的歷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