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與農業密切聯系，屬于農民副業性質的家庭手工業。經過 第二次社會大分工，手工業脫離農業，形成獨立的個體手工業。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夏朝的手工業是怎樣的?

　　夏朝的手工業簡介

　　夏代比新石器時代晚期手工業有進一步的發展，其主要表現是一些手工業部門日益專業化，并從農業中分離了出去。這種手工業生產的專業化、多樣化促進了分工的發展，促進了交換和商品的出現與發展，促進了私有財產的產生。

　　《考工記》記載，“夏后氏上匠”，表明夏后重視手工生產業。夏朝一代成功地將中原文明從石器時代過渡到青銅時代。細石器、骨角器、蚌器等新石器時代的器物逐漸被陶器、漆器、玉器、綠松石器、紅銅器和青銅器取代。相傳堯舜時期已經使用漆器，夏禹時作為祭器使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遠古時期木、漆器具被人民廣泛利用，但木制品容易腐朽，不易保存，現代發掘出的器件較少。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幾件漆器的木胎都已腐去，但仍可辨出器形。從器形研究，有漆筒、漆鼓、漆缽、漆豆、平底漆盒、漆制棺材等多種。夏代玉器制造已有相當的水平，《左傳》記載周初分封魯國公伯禽時，賜予傳世寶玉，“夏后氏之璜”。二里頭遺址出土玉器有玉戈、玉刀、玉圭、玉琮、玉板、玉鉞等多種。這些玉器用于禮儀形式的裝飾物品，并非實用工具。二里頭文化第三期的出土文物中有中國最早的青銅兵器，與“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的記載一致。銅器種類繁多，有戈、刀、錛、鑿、錐、魚鉤等多種青銅工具和武器。此外還發現如木炭、紅銅渣、陶范片、坩堝片等青銅制造的痕跡。

　　新石器時期，紡織業有了進步，出現了原始的織布機，紡織原料在社會下層多為葛、麻，社會上層多用毛、革，當時已經有了染衣的習慣。雖然至今尚未發現二里頭文化使用絲綢的考古證據，但在更早的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都有相關的考古發現，再結合《夏小正》的記載，“三月，……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妾、子始蠶。”，夏人使用過絲織品也在情理之中。

　　夏代青銅冶鑄業得到了迅速發展，《左傳》宣公三年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枚，鑄鼎象物”。這是我國用地方上貢的金屬鑄鼎的第一次記載。考古發現了大量夏代用青銅鑄造的器物。如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遺址發現的青銅器有爵、刀、錛、鑿、錐、鈴、戈、鏃、戚、魚鉤等。二里頭遺址發現有鑄造青銅器的陶范、坩堝、銅渣，東下馮遺址則出土了鑄造青銅器的石范。有的青銅器物如爵是用復合范鑄成的，鑄造工藝已較復雜。黃河中上游齊家文化也對青銅鑄造作出了突出貢獻，在皇娘娘臺、大何莊遺址發現的紅銅器、青銅器多至50多件，有刀、錐、鑿、環、匕、斧、鉆頭、鏡等。夏代時期山東地區的岳石文化遺址也出土了少量青銅錐形器。內蒙赤峰夏家店文化等遺址發現的青銅冶鑄技術已使用了合范和內范等比較復雜的技術。這些事實說明，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中原夏代文化已進入了青銅時代，其他地區也正在向青銅時代發展。

　　制陶業仍是當時的主要手工業。二里頭遺址發現燒陶的陶窯雖殘損，但可看出直徑為一米左右，火門、火膛、窯箅(起隔離作用器具)一般保存完好，火膛為直壁圓筒形，中設長方形土柱支撐窯箅，箅面有若干圓孔，陶窯附近有陶拍等制陶工具。山西襄汾縣陶寺發現的陶窯為橫穴式，窯室直徑為0.7米～1米，有多條平行火道或葉脈狀火道。在二里頭文化遺址發現的大批陶器中，以砂質、泥質灰陶、灰褐陶為多，還有黑陶白陶等。炊器有鼎、鬲、圓腹罐、深腹罐等;食器和容器有三足盤、平底盆、深腹盆、缽、大口缸、小口高領罐;酒器有?、觚、爵等。各地的陶器也有差異，如晉南地區有豫西所沒有的三足蛋形甕，卻沒有豫西有的三足盤。從制陶技術來講，全國各地發展不平衡，常常是手制泥條盤筑法、慢輪修整、快輪制陶同時并存。夏代黃河中上游齊家文化遺址所發現的制陶技術就以手制泥條盤筑法為主，一部分陶器如陶罐的口、頸留有慢輪整修的痕跡。齊家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質紅陶和夾砂紅褐陶，有少量彩陶繪有菱形或網格、三角、水波、蝶形花紋，線條簡化而流暢。齊家文化的陶工還用粘土捏制各種人頭與動物塑像。還有陶制的鼓形鈴，鈴內有小石球，可丁當作響。這些都是工藝品。夏代時山東地區的岳石文化遺址發現的陶器多數為泥質灰胎黑皮陶和夾砂紅褐陶。泥質陶種類少、胎壁厚，一般均采用了先進的輪制方法，燒制的火候也較高。有的泥質陶器上還繪有朱色圖案，也有紅、白、黃多彩兼用的云紋彩繪陶。

　　制陶業和燒制陶器所需的高溫不僅為銅冶的出現準備了條件，也為需要高溫燒制的其他制造業準備了條件。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還發現了專門燒制石灰的窯址，窯的直徑也為0.7米～1米，鍋底形窯室中心有一火道，燃燒溫度高于陶窯，窯前有未燒透的石灰石，附近有儲石灰的窯穴。這說明石灰在當地得到了廣泛應用。燒制陶器是用火這種自然力制造人類的用具，后來這種用具越來越多，說明人對火利用的擴大和深化，因此是值得注意的。

　　夏代玉、石器的制造也得到很大發展，二里頭文化遺址出土了不少玉制琮、圭、璋、銷和一些小型裝飾品、隨葬品。二里頭遺址發現的一種玉裝飾品，上面雕琢著上、中、下三組規整的獸面紋等等，工藝水平很高。還發現一件用200多塊綠松石鑲嵌而成的中國最早的銅鑲玉石制品，藝術價值也很高。在晉南陶寺和東下馮遺址都出土了中國最早的石磐，雖是打琢而成未經磨制，其社會意義顯然不可低估。黃河上游齊家文化遺址發現玉器尤其豐富，武威皇娘娘臺男女合葬墓中發現大量璧、璜之類的玉器，個別男性玉璧多達80多件。該遺址附近發現了一處玉器作坊，發現了玉璧37件，玉制工具錛鑿斧刀等8件，石制工具近百件，以及遺存的原料、半成品161件。

　　木器制造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山西襄汾縣陶寺龍山文化晚期到夏代的遺址發現了數十件木制家具及為生產工具、兵器安裝的柄桿，不少木器表面有彩繪圖案裝飾。陶寺墓地隨葬品中，有木案、木觚、木杯、木耒、木俎、木盤、木豆、木匣及木倉形器，制作精巧美觀。在這批木器中有幾個大小不一的“鼉(tuo)鼓”。這種鼓是中國最早的木鼓，為豎桶形，成對存放，高約1米，直徑0.4米～0.5米，用整段樹干挖成后加工制作，外著紅彩和彩色圖案。從鼓腔內散落的鱷魚骨板得知，最初是以鱷魚皮蒙鼓，就是古代文獻記載的“鼉鼓”。這種木鼓在山東地區岳石文化的遺址中也有發現。陶寺遺址中這種鼓與石磐同出，反映我國階級社會初期的禮儀，這種禮儀似與宗教有密切關系。

　　夏代制造骨角器已成為一種獨立的手工業。二里頭遺址發現有切割的骨料，半成品和簪、針、錐、鑿、鏟、匕、鏃、魚叉等骨、角制品，還發現了磨制骨器的礪石等遺物。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出土有刻花骨器。用骨、角、蚌作原料制成的生產工具、生活裝飾品等器物。

　　夏代紡織業也有顯著進步，中原各地區的絲織、麻織有了進一步發展，邊緣地區的紡織業也有很大進步，如黃河上游齊家文化遺址、墓葬中普遍發現大量陶紡輪、石紡輪及骨針等紡織工具，甘肅永靖大何莊遺址陶罐上布紋保存完好，布似為麻布，有粗細兩種。當時人們主要是用麻布縫制衣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