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官僚政治能夠長期存在，有著其自身內在的邏輯和諸多制度上的支撐，如選舉制度、考課制度、監察制度、致仕制度等。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西周的地方官制是怎樣的?

　　西周地方政府的組織，曾有“五服”、“五等”的說法。所謂“五服”，就是依據諸侯封地的遠近，分封為甸，侯，賓，要，荒五服。服就是服事天子之邦國。《荀子·正論篇》云：

　　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國語·周語》也有同樣的記載：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五服”說到漢代劉歆把范圍擴大，於是出現了“九畿”說。所謂“九畿”，據《周禮·夏官·大司馬》云：

　　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五百里曰蕃畿。

　　“五服”說最早見《尚書·禹貢》：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铚，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這段話的大意是：王四周各五百里的區域，叫做甸服：其中最靠近王城的一百里地區繳納帶藁秸的谷物，其外一百里的區域繳納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區域繳納去掉藁芒的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區域繳納帶殼的谷子，最遠的一百里繳納無殼的米。甸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區域叫侯服：其中最靠近甸服的一百里是封王朝卿大夫的地方，其次的百里是封男爵的領域。其余三百里是封大國諸侯的領域。侯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區域是綏服：其中靠近侯服的三百里，斟酌人民的情形來施行文教。其余二百里則振興武力以顯示保衛力量。綏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要服：其中靠近綏服的三百里是夷人們住的地方，其余二百里是流放罪人的地方。要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荒服：其中靠近要服的三百里是蠻荒地帶，其余二百里也是流放罪人的地方。

　　《尚書》五服說至戰國時代的儒家，又重新作了闡述。至于“九畿”說，則完全是漢代儒家學派的一種理想構思圖。實際上，周初的封疆沒有那樣寬闊，也不可能如此整齊劃一。所以這些論說，問題不少。首先，“五服”把戎狄之服置于蠻夷之服之外，這和實際情況不相符合。因為西周的王畿在陜西，在王畿范圍內就有戎狄，而蠻夷散布在淮水一帶，遠在南邦，與事實完全顛倒。其次，若依“九畿”說，那么西周疆域東西南北都已擴展至四千里之外，而事實是西周至宣王時代，疆土始得開拓;即使如此，其地域也沒有這樣廣大。所以說《周禮》的記載也與事實不相符合。在金文中并未見“五服”的說法。只是在《令彝銘》中有“者(諸)侯，侯田男”的記載。這里所謂的“侯田男”，實際上就是“眾諸侯”，并不是什么“服”。《尚書·周書》等篇，也未見五服說，只在《康誥》中有“侯甸、男邦、采衛”的話，但揣其意，實指侯之甸、男之邦、采之衛而言，并不是“侯”，“甸”，“男”，“采”，“衛”各為一“服”。所以說，所謂“甸”，“服”都是指領土而言，而“五服”、“九畿”，則是泛指領土的廣大而已。

　　周武王滅商以后，把中央王朝直接控制區以外的這塊廣大土地進行了分封。封賞的對象，不僅有神農、黃帝、堯、舜、禹的后人，更主要的是把土地封給周王的同姓和有功之臣。據《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載，當時共封“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成王時周公又進一步把文王、武王的兒子和他自己的后人分封在全國各地。對分封各地的諸侯，周天子稱同姓為“伯父”，“叔父”，異姓為“伯舅”，“叔舅”。宗法血緣關系把諸侯和周天子緊密地紐結在一起，使這些“封建親戚以蕃屏周”。這種分封制度雖然在商代已開了先例，但當時被分封的邊鄙諸侯與商王朝并無親戚關系，所以時服時叛，而西周把分封制與宗法制結合起來，不僅鞏固了中央政權，也加強了對廣大被征服地區的控制。

　　西周分封諸侯的爵位，因其封地大小，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孟子·萬章》記載孟子回答北宮锜周室班爵之問時說：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之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及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依孟子所說，周初應該有無數個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以及方不及五十里的四方形的封區。如果有這么多的封區，必然要在完成領土的開擴以后，還須事先進行土地測量，然后才能實行這樣的封建，這當然是一種幻想。在金文中根本看不出公、侯、伯、子、男之間的嚴格等級關系。實際上周初都是因武士已占領的土地而封賜之。例如夏之后聚於杞(今河南杞縣)，而遂封之于杞，殷之后聚于宋(今河南商丘南)，而遂封之于宋。又如《詩經·崧高》敘述宣王封申伯的事，上云：“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下云：“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也就是說，因申伯已經“南國是式”，才命之“式是南邦”，因他已經“于邑于謝”，才命之“因是謝人”。這些都說明，所謂封賞、都是因其既成事實而加以追認的。當時各諸侯占領的土地是有大小之別，但決不是如孟子說的那樣正方形的等差。這種封地的等差說，是戰國時期儒家的臆說，并不符合歷史事實。

　　這些被分封的諸侯，對周王室來說，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封地內，對卿大夫來說，則成為“大宗”。大宗是世代相傳，“百世不遷”的。各諸侯在自己的封國內，基本也是按照周王朝的中央職官機構，設官分職，以進行對奴隸和平民的統治。《尚書·立政》所列的“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就是各諸侯國的封疆官吏。其中司徒、司馬，司空的職司與中央官的任人、準夫、牧相當，是諸侯國的“三亳”。亞、旅次之，是具體處理各諸侯國軍政事務的卿大夫。“夷，微，盧”，是西周邊疆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烝”，是他們的君長。“夷，微，盧蒸”，當是泛指臣服于西周王朝的方國首領。“三亳”是監督商朝先王舊都的官吏。“阪尹”是險要地區的守官。

　　西周時，周天子享有很大的權威，各諸侯國每年要定時向周王朝繳納貢賦和特殊物資，《左傳·昭公十三年》云：“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還要定期朝覲和率兵從征，保護周王朝。此外，諸侯也要對周王的死喪、婚嫁、巡游盡一定義務。諸侯如不履行義務或冒犯了“周禮”的規定，輕者受到譴責，如《古本竹書紀年》記載：“晉侯作宮而美，康王使讓之”;重者則要被處死，如《史記·齊太公世家》載，周夷王時，齊哀公因紀侯在周王面前說了他幾句壞話，結果夷王不分皂白就“烹哀公而立其弟，是為胡公”。為了防患諸侯的叛亂，周天子還派人到一些諸侯國去監視，這就是監官，例如周初武王把管、蔡、霍三叔分封在邶、鄘、衛，“是為三監”，這就是為監視商王之子武庚和殷民的擾亂而采取的一種措施。誰知武王一死，因成王年小，暫由周公攝政，這引起了管叔的嫉妒，他便大造謠言，中傷周公，說周公有野心，攝政“將對成王不利”。為平息謠言，周公一面向重臣太公望、召公奭剖明他忠于王室的心跡，以消除他們的疑慮，一面禮賢下士，準備應變。不久，管叔、蔡叔與武庚糾合在一起造反。周公奉成王之命“興師東伐”，“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消滅“三監”，同時滅掉了隨武庚作亂的徐、奄等國。至此，周人的勢力才真正達到東方。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周公東征。

　　西周的中央官和地方(諸侯國)各級官吏，都是由與周天子有一定關系的奴隸主貴族擔任。《左傳·桓公二年》說：“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就是說周天子以嫡長子的身份為王，眾子弟為諸侯。諸侯以嫡長子繼位，眾子弟為大夫。大夫以嫡長子繼位，眾子弟為士。這些奴隸主貴族，由于和周天子宗法血緣關系的親疏而形成嚴格的等級。所謂“卿”，“大夫”，“士”，實際上是一族之長，他們父子相傳，世代相襲，這種等級制和宗法制的相互結合，是西周奴隸制國家體制的重要特征，保證了奴隸主貴族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壟斷地位。

　　西周中央和地方政權機構要比商代復雜和完善些。《周禮》提出“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的置官目的而記載了周代王朝的“六官”制度：

　　(一)“天官冢宰”，職掌是：“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這些官稱為“治官”。“治官之屬”包括有“大宰卿”1人，“小宰”中大夫2人，“宰夫”下大夫4人，上士8人，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太宰”的職司是“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其六典是：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撫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誥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可見“天官冢宰”不僅是六官之首，而且總攬六典之政。

　　(二)“地官司徒”，職掌是：“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撫邦國。”這些官稱為“教官”，“教官之屬”有“大司徒”卿1人，“小司徒”中大夫2人，“鄉師”下大夫4人，上士8人，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大司徒”之職是執掌建邦土地的版圖與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撫邦國。“小司徒”之職是執掌建邦的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

　　(三)“春官宗伯”，職掌是：“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這些官稱為“禮官”。“禮官”之屬有“大宗伯”卿1人，“小宗伯”中大夫2人，“肆師”下大夫4人，上士8人，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大宗伯”之職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小宗伯”之職是“掌建國之神位。”

　　(四)“夏官司馬”，職掌是：“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這些官稱為“政官”。政官之屬有“大司馬”卿1人，“小司馬”中大夫2人，“軍司馬”下大夫4人，“輿司馬”上士8人，“行司馬”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大司馬”之職是“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

　　(五)“秋官司寇”，職掌是“帥其屬而掌邦禁”，這些官稱為“刑官”。“刑官之屬”有“大司寇”卿1人，“小司寇”中大夫2人，“士師”下大夫4人，“鄉士”上士8人、中士16人，旅下士32人。“大司寇”之職是“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誥四方。”

　　(六)“冬官司空”，現在看到的《周禮》已散失“司空”篇。

　　《周禮》六官，排列整齊，制度嚴密，超過以后漢魏之制，所以不少人懷疑其中或有后人托古改制的成分，因此不能作為西周官制的可靠依據。郭沫若的《周官質疑》、《金文叢考》對這個問題均有精到的論述。但是，我們覺得如果沒有一些實際施政的基本經驗，也難以完全憑空想出一套周密的組織系統。因此，把《周禮》“六官”之制加以簡單摘引，作為了解西周官制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