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鑒》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贊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后世不可無之書”。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資治通鑒的主編簡介，歡迎大家閱讀。

　　資治通鑒的主編簡介

　　司馬光(1019-1086)，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北宋陜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縣，原字公實，后改君實，原號迂夫，后改迂叟，世稱涑水先生。司馬光自幼嗜學，尤喜《春秋左氏傳》。

　　宋仁宗(趙禎1010年—1063年，北宋第四代皇帝)寶元元年(1038年)，司馬光年方20，中進士甲科。宋英宗(趙曙，1032-1067)繼位前任諫議大夫，宋神宗(趙頊，1048年-1085年)熙寧(1068-1077)初拜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北宋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知永興軍。次年，判西京御史臺，居洛陽十五年，專門從事《資治通鑒》的編撰。哲宗即位，還朝任職。元豐八年(1085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黨，廢止新法。數月后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著作收在《司馬文正公集》中。

　　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莫過于主持編寫《資治通鑒》。《資治通鑒》是我國最大的一部編年史，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貫古今，上起戰國初期韓、趙、魏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末年趙匡胤(宋太祖)滅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后，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于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了然。

　　司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編撰《資治通鑒》，共費時十九年，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至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精力盡于此書”。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鑒》，還有《通鑒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鉆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涼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兩人是孔子和孟子)。

　　在政治觀點方面，司馬光主張法制永遠不變，其政治思想比較保守。他曾說：“先王之法，不可變也”;他認為，象周威烈王命晉大夫魏斯等為諸侯，是棄“先王之禮”，廢“祖宗之法”。與王安石是政敵。

　　資治通鑒的作品評價

　　《資治通鑒》自成書以來，歷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注《資治通鑒》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數不勝數。作為歷代君王的教科書，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之外，幾乎都不可以和《資治通鑒》媲美。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與司馬遷的《史記》并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于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司馬光的思想對中國的影響巨大，他提出的天地是萬物父母，人類是萬物之靈，主張各民族平等，愛護生命的主張對中華民族發展產生了進步作用。他生活的時代雖然是中國分裂的時期，但是他卻受到各政權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尊敬。元朝在統一進程中司馬光的思想是主要指導理論，被成吉思汗稱為“天賜蒙古的人”耶律楚材，父親耶律履和薦舉他任職的承暉都是司馬光的崇拜者，都是杰出人物，耶律楚材主張的仁義改變了早期蒙古殘暴政策，推動了蒙古進步、文明。建立元朝的蒙古杰出君主忽必烈出征時也讓賈居貞給他講授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賈居貞也同樣是名臣，反對攻日本，父子皆是副宰相。木華黎的后裔相威也擔任宰相，向忽必烈敬獻《資治通鑒》蒙古譯本，可見木華黎家族對司馬光思想理論的重視，就像木華黎對史氏家族的重用那樣。史氏家族最有影響的史天澤是司馬光的崇拜者，最喜歡《資治通鑒》，他是漢人中任職最高、最有實權的大臣，他擔任右丞相封鎮陽王，漢人中少數封王的很多原是國公，只是去世數十年后延祐年追封，很多地位比史天澤低的都封公爵，史書載只有史天澤未封國公，只封王。忽必烈時代有人讒言說史天澤勢力太大，可見其地位和影響。史天祥主張仁義，救助過吾也兒、木華黎最親近的史天祥和解救嚴實的史天倪都擔任要職統領蒙漢眾軍，都主張仁義愛民。元朝是各民族聯合政府，是中原文化向各民族和世界傳播的時期，先進和文明的理論、科學也被各民族接受。司馬光的理學思想也得到推廣，也正是這一時期司馬光逐漸開始被尊為儒家三圣，在許謙的著作中，他稱司馬光去世為理學發展階段的標志，與古代把孔子去世作為經學發展階段標志同樣，認為司馬光與孔子相仿，說元朝統一前的戰亂是因為司馬光去世后，倫理敗壞的結果。元朝在統一不久后就開始在全國發行蒙文、畏兀兒文的《資治通鑒》，如同司馬光提倡的民族平等、統一、仁義的理想那樣，元朝早期社會發展進步是建立在進步思想、文化基礎上的。尊敬、崇拜司馬光，認真學習《資治通鑒》的元朝杰出人物都是推動了歷史向前發展。

　　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鑒》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贊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后世不可無之書”。

　　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通鑒》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國藩撰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其中選錄《資治通鑒》11篇。曾國藩評價此書說“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于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

　　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毛澤東自稱曾十七次批注過《資治通鑒》，并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恐怕現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讀而是沒那個時間啰……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鑒》里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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