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自稱曾十七次批注過《資治通鑒》，并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接下來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資治通鑒的作品評價，歡迎大家閱讀。

　　資治通鑒的作品評價

　　《資治通鑒》自成書以來，歷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注《資治通鑒》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數不勝數。作為歷代君王的教科書，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之外，幾乎都不可以和《資治通鑒》媲美。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與司馬遷的《史記》并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于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司馬光的思想對中國的影響巨大，他提出的天地是萬物父母，人類是萬物之靈，主張各民族平等，愛護生命的主張對中華民族發展產生了進步作用。他生活的時代雖然是中國分裂的時期，但是他卻受到各政權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尊敬。元朝在統一進程中司馬光的思想是主要指導理論，被成吉思汗稱為“天賜蒙古的人”耶律楚材，父親耶律履和薦舉他任職的承暉都是司馬光的崇拜者，都是杰出人物，耶律楚材主張的仁義改變了早期蒙古殘暴政策，推動了蒙古進步、文明。建立元朝的蒙古杰出君主忽必烈出征時也讓賈居貞給他講授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賈居貞也同樣是名臣，反對攻日本，父子皆是副宰相。木華黎的后裔相威也擔任宰相，向忽必烈敬獻《資治通鑒》蒙古譯本，可見木華黎家族對司馬光思想理論的重視，就像木華黎對史氏家族的重用那樣。史氏家族最有影響的史天澤是司馬光的崇拜者，最喜歡《資治通鑒》，他是漢人中任職最高、最有實權的大臣，他擔任右丞相封鎮陽王，漢人中少數封王的很多原是國公，只是去世數十年后延祐年追封，很多地位比史天澤低的都封公爵，史書載只有史天澤未封國公，只封王。忽必烈時代有人讒言說史天澤勢力太大，可見其地位和影響。史天祥主張仁義，救助過吾也兒、木華黎最親近的史天祥和解救嚴實的史天倪都擔任要職統領蒙漢眾軍，都主張仁義愛民。元朝是各民族聯合政府，是中原文化向各民族和世界傳播的時期，先進和文明的理論、科學也被各民族接受。司馬光的理學思想也得到推廣，也正是這一時期司馬光逐漸開始被尊為儒家三圣，在許謙的著作中，他稱司馬光去世為理學發展階段的標志，與古代把孔子去世作為經學發展階段標志同樣，認為司馬光與孔子相仿，說元朝統一前的戰亂是因為司馬光去世后，倫理敗壞的結果。元朝在統一不久后就開始在全國發行蒙文、畏兀兒文的《資治通鑒》，如同司馬光提倡的民族平等、統一、仁義的理想那樣，元朝早期社會發展進步是建立在進步思想、文化基礎上的。尊敬、崇拜司馬光，認真學習《資治通鑒》的元朝杰出人物都是推動了歷史向前發展。

　　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鑒》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贊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后世不可無之書”。

　　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通鑒》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國藩撰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其中選錄《資治通鑒》11篇。曾國藩評價此書說“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于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

　　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毛澤東自稱曾十七次批注過《資治通鑒》，并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恐怕現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讀而是沒那個時間啰……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鑒》里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

　　資治通鑒的失誤之處

　　《資治通鑒》雖被譽為“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但《資治通鑒》本身也有不少錯誤，如史家嚴耕望指出《資治通鑒》對云臺二十八將的排列順序有誤;兩《唐書》將“特勤”誤為“特勒”，《資治通鑒》對此并無糾正，將錯就錯，《資治通鑒》卷一六四：“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通鑒考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后出師表》并非出自諸葛亮文筆，而《資治通鑒》全文照錄。高安陳汝奇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為《資治通鑒》將只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

　　又如唐代宦官魚弘志，《新唐書》仇士良傳作“魚弘志”，《舊唐書》偶有誤為“魚志弘”，《資治通鑒》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魚志弘，《資治通鑒》卷246作開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魚弘志，相互混淆。《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而《資治通鑒》記載為“大安”。再如《資治通鑒》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如齊人伐燕的時間(前313年)，司馬光舍《史記》的編年，未據《紀年》詳加考查，只增加齊威王十年，減少齊湣王十年，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跡相同，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為是齊湣王十年，據今人考證，實際上為齊宣王七年，另樂毅伐齊中也有不少錯誤。又如《資治通鑒》在記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現諸多失誤，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張掖前往焉支山的時間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達張掖的當天。《通鑒》卷十五(漢紀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但據《二十史朔閏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內無戊戌。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鑒疑年錄》歸納出《通鑒》紀時所發生錯誤，共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補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鑒》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鑒》，著有《資治通鑒補》，列舉通鑒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近人岑仲勉認為《通鑒》對牛僧孺說”失一維州，無害其(吐蕃)強“的評價有偏頗之嫌，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實，玩弄文字游戲。岑仲勉還寫有《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自稱糾正《通鑒》的謬誤，共670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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