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今天所見《文選》版本﹐除上述唐寫本《文選集注》外﹐尚有唐寫本《文選》白文﹑《文選》李善注﹑《文選音》﹐均敦煌殘卷﹐有一部分曾收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影印行世。

　　《文選》又稱《昭明文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漢族詩文總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長子蕭統組織文人共同編選。蕭統死后謚“昭明”，所以他主編的這部文選稱作《昭明文選》，共60卷，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志、行狀、吊文、祭文等類別。《文選》所選作家上起先秦，下至梁初(以“不錄存者”的原則沒有收入當時尚健在的作家)，作品則以“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為原則，沒有收入經、史、子書。

　　文選在歷史上的影響很大，給后背有很多的提醒和借鑒，下面我們看下歷朝歷代文選研究吧

　　隋﹑唐以來﹐學者文人對《文選》從各種角度作了研究﹐據不完全統計﹐今天還可以見到的專著即有90種左右﹐其他散見的有關考據﹑訓詁﹑評論更難數計。研治《文選》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以致從唐初開始就有了“文選學”這一名稱。

　　最早的《文選》研究者是隋代的蕭該。稍后﹐在隋﹑唐之間有曹憲﹐“文選學”的名稱就見于《舊唐書---曹憲傳》。這兩位學者的著作都題為《文選音義》﹐也都已亡佚。現存最早的﹑影響最大的著作是高宗時代李善的《文選注》。李善是一位淵博的學者﹐號稱“書簏”。他注釋《文選》﹐用力至勤﹐引書近1700種﹐前后數易其稿。高宗顯慶三年(658)﹐書成進呈。他的注釋偏重于說明語源和典故﹐體例謹嚴﹐引證賅博﹐但對文義的疏通則比較忽略。凡作品有舊注而又可取者﹐即取舊注入書﹐例如《二京賦》取薛綜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對舊注的補正﹐則加“善曰”以志區別。李善注的重要性不僅在于代表了當時的研究水平﹐而且在于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經亡佚﹐后世學者往往以它作為考證﹑輯佚的淵藪。《新唐書?藝文志》尚載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文選辨惑》10卷﹐已佚。

　　至今流傳的另一種唐人注本是玄宗時代的《五臣注文選》。 所謂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呂延祚所組織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 5人。據呂延祚在開元六年(718)的進書表中說﹐李善的注釋只知引用過去的載籍﹐而沒有把作品的旨趣注釋清楚﹐因此在他的組織主持下﹐由呂延濟等重新作注。呂延祚雖高自標榜﹐而五臣的學力不逮李善﹐書中荒陋錯誤之處極多﹐以致受到了后代許多研究者的指責。《四庫全書總目》在概括敘述了前人的批評以后指出：“然其疏通文義﹐亦間有可采。唐人著述﹐傳世已稀﹐固不必竟廢之也。”可以認為是比較公允的見解。五臣注本較李善注本多出古樂府1首。李善注和五臣注問世以后﹐宋代就有人把兩者合并刊刻﹐稱“六臣注”﹐李善注的原帙反逐漸湮沒不彰。其后又有人從六臣注中輯出李善注單獨刊行﹐今天所見的李善注本多屬這種情況。此外尚有唐寫本《文選集注》殘卷23卷﹐撰人姓名無考﹐書中引據﹐除李善﹑五臣注而外﹐尚有陸善經注﹑《文選鈔》﹑《文選音決》﹐今皆不存。

　　宋代的“文選學”漸趨衰微﹐有關的專著大都是摘錄排比辭語典故﹐如《文選雙字類要》﹑《文選類林》。一些比較認真的研究成果﹐則散見于筆記﹑詩話中。元代的著作不多﹐較有參考價值的是劉履的《選詩補注》。明代文選學成就無多﹐張鳳翼《文選纂注》雜采前人眾說﹐稍有可取。

　　清代樸學大興﹐學者在專攻經﹑史﹑子部之外﹐發其余力于《文選》﹐不論校勘﹑音韻﹑訓詁﹑考訂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績。較為重要的研究專著﹐如﹕汪師韓的《文選理學權輿》 8卷﹑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 1卷。分門別類﹐就《文選》的各種問題加以論述﹔胡克家《文選考異》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注本為底本﹐據宋吳郡袁氏﹑茶陵陳氏刻六臣本以校刊異同﹔張云璈《選學膠言》20卷﹑梁章鉅《文選旁證》46卷﹑朱珔《文選集釋》14卷﹑胡紹瑛《文選箋證》30卷﹑許巽行《文選筆記》8卷﹐從音韻﹑訓詁﹑考訂等不同方面對李注作補正發明﹐尤以梁﹑胡二氏的著作更為精博﹔何焯《義門讀書記》5卷﹑于光華《文選集評》15卷﹐重在文義的評論﹐雖不脫八股文積習﹐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參考的見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 8卷和駱鴻凱的《文選學》。

　　今天所見《文選》版本﹐除上述唐寫本《文選集注》外﹐尚有唐寫本《文選》白文﹑《文選》李善注﹑《文選音》﹐均敦煌殘卷﹐有一部分曾收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影印行世。刻本最早的為北宋明道本﹐已殘。傳世宋刻的影印本﹐有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所收影宋刻六臣注本和中華書局影印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李善注本。通行本為清代胡克家翻刻尤本﹐中華書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縮印﹐并附《文選考異》于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