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是否是優秀的，其本質看的就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所沉浸在一個什么樣的文化氛圍中。環境是能夠影響以至于改變整個社會的社會風氣的，社會風氣又直接影響這個民族。我國是一個文化古國，自古以來便是一個世人稱贊的禮儀之邦。在時間的流逝下，我國留下了許許多多的優秀詩篇，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春秋谷梁傳》的相關資料，希望大家喜歡。

　　《春秋谷梁傳》簡介

　　《春秋谷梁傳》為儒家經典之一。 起于魯隱公元年，終于魯哀公十四年。體裁與《公羊傳》相似。其作者相傳是子夏的弟子，戰國時魯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為口頭傳授，至西漢時才成書。晉人范寧撰《春秋谷梁傳集解》，唐朝楊士勛作《春秋谷梁傳疏》，清朝鐘文烝所撰《谷梁補注》為清代學者注解《春秋谷梁傳》的較好注本。

　　《春秋谷梁傳》一般認為屬于“今文經”(見經今古文學)。全書正文兩萬三千多字，采用問答體解說《春秋》，重點在闡述經義即《春秋》的政治意義，與《公羊傳》大抵同調，但在個別具體問題上也有歧異。如魯僖公四年《春秋》記：齊桓公伐楚，“楚屈完來盟于師”。《公羊傳》稱：“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與桓公為主，序績也。”肯定了齊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績。《春秋谷梁傳》卻說：“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認為齊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驁不馴，所論很不相同。

　　東晉范寧搜輯諸家訓釋著《春秋谷梁傳集解》，標榜兼采眾說、擇善而從，唐人楊士勛又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傳注疏》。清人鐘文蒸有《谷梁補注》，網羅前人遺說，可供參考。

　　由于《春秋》言辭隱晦，表述過于簡約，給后人學習帶來諸多不便。為了更好地表現《春秋》經文的內容大義，很多學者為其著文詮釋，以補原書之不足。據《漢書·文藝志》記載，漢代傳注《春秋》的有5傳。后來《鄒氏傳》11卷，《夾氏傳》11卷亡佚，只有《左氏傳》、《公羊傳》、《春秋谷梁傳》流傳至今，被稱為“《春秋》三傳”。

　　《春秋谷梁傳》主要意義

　　讀《春秋谷梁傳》可以看《十三經注疏》本，漢代何休解詁，唐人徐彥疏的《春秋公羊傳注疏》，晉人范寧集解、唐人楊士勛疏的《春秋谷梁傳注疏》(均為北京大學出版社標點本)。或清儒莊存與、劉逢祿、孔廣森、鐘文烝、侯康等人的相關研究。漢代以后，《公羊》和《谷梁》關注的人不是很多，只是到了晚清，公羊學有過短暫的復蘇。但在漢代，二傳可都是立為博士官的顯學，尤其是《公羊傳》，可是用來“《春秋》決獄”的利器，能夠流傳兩千年之久，其在思想上、語言上有不可抹煞的價值。尤其是是探討漢代的學術思想史，就更是不能不了解《春秋谷梁傳》。

　　范寧所做《春秋谷梁傳序》，寫得漂亮，文字也很美。比如講到孔子“因魯史而修《春秋》”時，講到“一字之褒，寵逾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說得還是比較夸張的，畢竟春秋三傳彼此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宋襄公的評價，《公羊》和《谷梁》就截然相反。

　　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與楚師戰于泓，說些什么“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之類的話，最后大敗，受傷而亡身。(《左傳》)

　　《公羊傳》云：“已陳(列陣)，然后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把這個腦袋不甚清楚的宋襄公大大夸獎了一番，甚至還和傳說中的賢君周文王相提并論。

　　《春秋谷梁傳》二十三年與此不同：“茲父之不葬(意為宋襄公死不書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君哉!”一句話，根本不配當國君，死了就死了。

　　范寧在《春秋谷梁傳序》中，還曾把三傳作比較，說出一番很高明的見解：“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有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于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于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沒身而已矣。”

　　《春秋谷梁傳》流傳情況

　　《春秋谷梁傳》與《左氏傳》、《公羊傳》一樣，都是為解釋《春秋》而作的。據《漢書?藝文志》，在漢以前，解釋《春秋》的有五家，除《左傳》、《公羊》、《谷粱》外，還有《鄒氏傳》和《夾氏傳》。到漢初，《鄒氏傳》因為沒有人把它傳下來，《夾氏傳》又沒有文字記載，這兩家就失傳了。而《公羊》與《谷梁》則用漢時流行的隸書記錄成書，稱為今文，立于學官，即在中央國立大學設立課程，專門備有博士加以傳授。

　　《春秋谷梁傳》在戰國時一直是口耳相傳的。據唐朝人的說法，最初傳授《春秋谷梁傳》的，是一個名叫谷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說是曾受經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據后人考證，《春秋谷梁傳》中曾引“谷梁子曰”，竟然自己稱引自己;又引“尸子日”，尸子是戰國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見唐人說法不一定可靠。書中還有引用公羊子的話并加以辯駁的情況，因此有人認為它成書要較《公羊傳》為晚。

　　同樣解釋《春秋》，《左傳》主要是闡述史事，是一部史書，《谷梁》則與《公羊》體例相同，采取自問自答的方式解說《春秋》的旨意，是闡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經書。《公羊》著重闡釋《春秋》的微言大義，強調尊王攘夷、大一統的思想，與現實政治配合較密切;《谷梁》則主要以文義闡發《春秋》經文，較為謹慎，認為應該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主張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惡。因此宋代的《春秋》學家胡安國曾說：“其事莫備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義莫精于《谷梁》。”

　　《春秋谷梁傳》與《左傳》、《公羊》一樣，最初與《春秋》也是“別本單行”的。到晉朝范寧作集解，就把經傳合為一書。后來唐朝楊士勛又進一步為之作疏，稱《春秋谷梁傳注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幾家為《春秋谷梁傳》作注。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經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