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經典《史通》
《史通》是中國及全世界首部系統性的史學理論專著，作者是唐朝的劉知幾。《史通》包括內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在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前已佚，下面小編給大家介紹國學經典《史通》。
《史通》內容簡介
《史通》包括內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內篇的《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在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前已佚，全書今存四十九篇。內篇為全書的主體，著重講史書的體裁體例、史料采集、表述要點和作史原則，而以評論史書體裁為主;外篇論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雜評史家得失。《史通》總結了唐初以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在編纂上的特點和得失，認為這兩種體裁不可偏廢，而在此基礎上的斷代為史則是今后史書編纂的主要形式。它對紀傳體史書的各部分體例，如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題目等，作了全面而詳盡的分析，對編寫史書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論述，這在中國史學史上還是第一次。
它認為，“征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張對當時各種“雜史”應分別其短長而有所選擇，對以往各種記載中存在的“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關于作史原則，《史通》鮮明地提出堅持直書，反對曲筆;其《直書》、《曲筆》兩篇，在認識上把中國史學的直筆的優良傳統進一步發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簡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敘述歷代史書源流，間或也有一些評論;《疑古》、《惑經》承王充《論衡》的《問孔》、《刺孟》之余緒，對古代史事和儒家經典提出一些疑問，反映了作者對于歷史的嚴肅態度和批判精神;《雜說》等篇本是讀史札記，涉及到以往史家、史書的得失，有的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學思想上的見解和傾向。《史通》對史學工作也有一些論述。
如它把史學家的工作分為三個等第：一是敢于奮筆直書，彰善貶惡，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編次史書，傳為不朽，如左丘明、司馬遷;三是具有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如周代的史佚、楚國的倚相。劉知幾第一次提出了史學家必須具備史才、史學、史識“三長”的論點。史學，是歷史知識;史識，是歷史見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長”必須兼備，而史識又是最重要的。史識的核心是忠于歷史事實，秉筆直書。史有“三長”之說，被時人稱為篤論，對后世也有很大影響。
唐末柳璨著有《史通析微》，說明《史通》在唐代已經流傳。《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見，流傳至今的最早本子系明刻宋本，如萬歷五年(1577)的張之象刻本。萬歷三十年的張鼎思刻本，源于嘉靖十四年(1535)的陸深刻本，也是較早的本子。李維楨在張鼎思刻本的基礎上進行評論，乃有《史通評釋》刻本。此后續有郭孔延《史通評釋》、王維儉《史通訓詁》、清朝黃叔琳《史通訓詁補》等。浦起龍將明清各種版本疏而匯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釋》，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齋刻本，流傳較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王煦華校點《史通通釋》，有詳細校勘，并改正許多引書上的錯誤，書末附錄陳漢章《史通補釋》、楊明照《史通通釋補》、羅常培《史通增釋序》。
《史通》是中國史學史上最早的從理論上和方法上著重闡述史書編纂體裁體例的專書，是對中國唐初以前的史學編纂的概括和總結，是中國史學家從撰述歷史發展到評論史家、史書和史學工作的開創性著作。唐人徐堅認為，為史者應將《史通》置于座右。明、清以來，《史通》流傳漸廣，注、釋、評、續者往往有之，現代史學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論著。它是8世紀初中國史壇和世界史壇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學評論著作。《史通》也是有缺點的。它對史書體裁的看法，僅僅局限于對過往的總結，未能提出新的設想;它說的史書編纂超不出編年、紀傳二途，亦不夠全面。它過分強調史書體例的整齊劃一，以致要求以生動的客觀歷史去適應體例的模式，因而對已往史書的批評亦往往失于偏頗。
史學源流及史官制度
《史通》內篇之開卷，即以《六家》、《二體》兩篇，根據唐代以前史學的體裁，對我國古代史學的源流進行了總結。首先，它將古代史學分敘六家，即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總歸二體，即紀傳體和編年體。然后，對六家、二體的優點和缺點，進行評述。劉氏認為，"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于斯備矣。后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逾此?"但是，在論及紀傳體時，卻盛譽《漢書》，并且以為"《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則顛倒紀傳體的源流。這是劉知幾推崇斷代的紀傳史的緣故。同時，在《史官建置》、《辨職》、《忤時》諸篇中，劉氏論述了歷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史官的職責，以及唐代官修史書的弊端。
歷史編纂學
這是《史通》的主要部分，包括編纂體例、編纂方法、史料搜集等方面內容。在編纂體例方面，《史通》論述紀傳史和編年史的體例，而以論述紀傳體為主。《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傳》、《序例》諸篇，以具體史籍為例，對紀傳史各組成部分的特點、功用都詳細論述。例如，它指出本紀"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則應專載"大事"，而不必"巨細畢書，洪纖備錄"。至于"書事委曲"，乃是列傳的任務，并對合傳和附傳作了獨到的論述。《史通》反對作"表歷"，以為"表歷"往往與史傳重復，"成其煩費，豈非繆乎?"對于紀傳史的志書，《史通》主張刪除天文、藝文、五行三種，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為"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為黷彌甚"，對各史的"論贊"則多持批評的態度。
在編纂方法方面，《史通》牽涉范圍廣泛，包括敘事、言語、題目、模擬、斷限、書法、人物、編次、稱謂、煩省等十多種問題，均屬于撰史方法和寫作技巧的內容，有的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例如，劉氏以為"國史之美者，以敘事為工，而敘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指出敘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敘事最避忌繁蕪之失。因此，劉知幾主張敘事要"用晦"，以為用晦"省字約文，事溢于句外"，可以達到"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的目的(《史通·敘事》)。所以，《史通》既總結前史在敘事方面的好經驗，又批評各史存在冗句煩詞、雕飾詞藻的病例，尤其反對駢文入史的做法。又如，在《言語》篇中，劉氏主張記錄歷史的言語，應隨時代的發展而采用當代的語言，以避免"失彼天然"、今古不純的弊他例舉三傳不學《尚書》之語，兩漢多違《戰策》之詞的例證，反對撰史因襲古人詞句，以記述后世言語，而提出使用"當世口語"撰史，以使"方言世語，由此畢彰"的要求。這些主張都有借鑒的價值。
此外，關于史料的搜集和鑒別問題，劉知幾在《采撰》篇作了專門的探討，以為史家撰述歷史，如同"珍裘以眾腋成溫，廣廈以群材合構"，需要"征求異說，采摭群言"，然后成為"不朽"之作。但是，由于史料來源不同，性質各異，尤需加以選擇和鑒別，"茍不別加研核，何以詳其是非?""故作者惡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對于失實的史料，不可低估其危害，以致"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