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水滸傳》是中國歷史上以白話文寫成的章回小說，被后人歸為中國古典四大文學名著之一。其內(nèi)容講述北宋山東梁山泊以宋江為首的綠林好漢，由被迫落草，發(fā)展壯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東征西討的歷程。又名《忠義水滸傳》，初名《江湖豪客傳》，一般簡稱《水滸》，全書定型于明朝。

　　《水滸傳》成書過程：

　　《水滸傳》的故事源起于北宋宣和年間，出現(xiàn)了話本《大宋宣和遺事》描述了宋江、吳加亮(吳用)、晁蓋等36人起義造反的故事，初步具有了《水滸傳》的故事梗概，目前流傳下來的根據(jù)說書人編成的話本中就有“青面獸”，“花和尚”，“武行者”等。而從南宋之史籍《東都事略》以后，已成為了民間文學的主要題材，到了元朝，元雜劇中出現(xiàn)了有關水滸故事的劇本，流傳后世的有高文秀的《黑旋風雙獻功》，李文蔚的《燕青博魚》和康進之的《李逵負荊》等?！端疂G傳》全書是到了明朝，經(jīng)許多作者不斷增添情節(jié)乃至定型。也有觀點認為，《水滸傳》中梁山好漢的生活原型是與作者施耐庵關系甚密的張士誠領導的鹽民起義。

《水滸傳》

　　故事描寫了梁山一百零八將各自不同的故事，從他們一個個被逼上梁山、逐漸壯大、起義造反到最后接受招安的全過程。水滸中的一百單八將傳說是三十六個天罡星和七十二個地煞星轉世，他們講究忠和義，愛打抱不平、劫富濟貧，不滿貪官污吏，最后集結梁山，與腐化的朝廷抗爭。小說成功地塑造了宋江、林沖、李逵、魯智深、武松等人物的鮮明形象，也向讀者展示了宋代的政治與社會狀況。

　　“水滸”字面的意思是水邊，指故事發(fā)生的地點在山東梁山泊。另外《詩經(jīng)》中有“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的句子，記載了周太王率領部族遷徙的事情。王利器與羅爾綱不約而同指出用水滸做書名，是將宋江等的聚義和周朝的興起作類比，證明原作者肯定起義英雄們反抗統(tǒng)治的精神。水滸義軍領袖宋江原是基層官吏，后被逼上梁山，與其他梁山好漢一起反抗暴政，“替天行道”，逐漸發(fā)展壯大?！端疂G傳》故事豪放、粗曠，全書通過人物的言語、行為來表現(xiàn)其矛盾的內(nèi)心世界，人物性格刻畫也各有特色，而被逼上梁山的英雄各自的成長經(jīng)歷也不盡相同。情節(jié)曲折、語言生動，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水滸傳》藝術價值和文化影響

　　中國歷史上以白話文寫成的長篇小說，《水滸傳》對后世的影響是巨大的。

　　《水滸傳》被改編成多種曲藝形式。另一篇古典名著《紅樓夢》中就提到了“魯智深大鬧五臺山”的曲目。評書、蘇州評彈和山東快書都有很多經(jīng)典節(jié)目是取材自《水滸傳》。

　　與《三國演義》相比，《水滸傳》的長處不在于政治和戰(zhàn)爭場面的描寫，而在于主要人物的刻畫和市民生活的描寫。其中梁山主要人物宋江、林沖、武松、魯智深、李逵等，人物個性鮮明，角色語言各有特色。

　　在缺乏知識以及大眾娛樂活動的年代，《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等通俗小說往往就通過民間藝人，以戲曲曲藝的形式，成為了普通民眾僅有的文化活動。其中虛構的人物或者虛構的故事變成為了老百姓眼中的史實。其中很多故事，如“魯智深倒拔垂楊柳”，“武松打虎”等，歷來為男女老少所津津樂道。書中字里行間流露出來的各種道德觀如：輕生死重義氣，敢作敢為，劫富濟貧乃至“忠君反貪”等理念，便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大眾評判是非善惡的標準。而這些標準是否真正值得宣揚，又引起各界眾說紛紜。

　　近代民間亦有流傳一句話：“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意年輕人不該讀《水滸傳》，否則容易向往打打殺殺的生活，盲目崇尚武力與江湖義氣，過分反叛，脫離現(xiàn)實;而老年人不應該讀《三國演義》，因為其中人物善于用計使詐，處心積慮、鉤心斗角，作為應該安分守約的老人應該安度晚年，不能整天想著算計別人，對自己身心無益。

　　從歷史角度看，對于《水滸》的爭論焦點則集中在主要人物宋江所表現(xiàn)出的“忠君報國”的思想上。反面觀點一般認為宋江的思想有其局限性，梁山好漢受到招安后又為朝廷去征討各地山賊，下場悲慘，是出歷史悲劇;作品歌頌和美化宋江，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強調(diào)“忠義”，表現(xiàn)出嚴重的思想局限。正面觀點一般認為宋江相對于其他草莽英雄思想進步，對當時社會可以起到積極作用。

　　《水滸傳》歷史評價

　　《水滸傳》亦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在文學成就上受到后世不少文學評論家的贊許：

　　明末文學批評家金圣嘆將《水滸傳》與《離騷》、《莊子》、《史記》、“杜詩”、《西廂記》合稱為“六才子書”。李漁將《水滸傳》與《三國演義》、《西游記》、《金瓶梅》定為“四大奇書”。后來《儒林外史》、《紅樓夢》與《水滸傳》等“四大奇書”合稱為“六大奇書”。

　　但他本人對宋江的評價非常低，在他的批注本里，處處可見對宋江的貶損。

　　到了20世紀，文學評論家除了評論《水滸傳》的文學成就，亦開始對《水滸傳》所反映的社會狀況和價值觀產(chǎn)生興趣[來源請求]。

　　1930年代初，魯迅在《三閑集·流氓的變遷》中曾這樣評論《水滸傳》：“‘俠’字漸消，強盜起了，但也是俠之流，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于是奴才。”

　　對于《水滸傳》的思想傾向歷來有不同看法。一種觀點認為認為《水滸傳》表現(xiàn)的是忠義的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李贄。另外一種觀點認為[來源請求]這是一部寫給強盜看的書，是教人做強盜的書。主要是明朝的左懋第提出的，他認為《水滸傳》教壞了百姓，強盜學宋江。并且認為如果不禁毀《水滸傳》，對于世風的影響是不堪設想的。當時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議，將《水滸傳》在全國各地收繳。另外一個持這種觀點的人是金圣嘆[來源請求]。這也是他把七十回以后砍掉的原因之一。

　　1950年代，當時在中國，所持的看法是認為《水滸傳》是描寫歌頌農(nóng)民起義的。這種看法是當時各種中國大陸的教科書、文學史和小說史所持的一個主流的看法。

　　毛澤東在1975年時，亦對《水滸傳》的價值觀作了評論：“《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又屏晁蓋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nèi)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又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他的言論曾使中國掀起一場“評《水滸》運動”。當時有官方觀點認為，《水滸傳》是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書;宋江所執(zhí)行的是一條投降主義的路線，否定了晁蓋的革命路線。晁蓋和宋江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蓋，而且108人就沒有晁蓋的名字、沒有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