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是繼國民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到農村第一次戰略大轉移后，又一次戰略大轉移，順應了當時國內時勢的發展，合乎中國革命的發展規律。所以，我們不能把紅軍長征的原因，僅僅歸結為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領導，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利。

　　實際上，紅軍長征是當時中國政治、經濟、軍事等客觀條件的變化和共產黨內主觀方面的原因決定的，換句話說，紅軍長征是國內外多種因素交錯影響、合力作用的結果。

　　紅軍長征的原因：共產國際的指導失誤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各項工作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進行的。國民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轉入低潮，國情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是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無法及時洞察中國的風云變幻，仍然比照俄國革命的經驗，這就難免出現指導上的偏差。比如在中國革命的性質問題上，共產國際雖然認定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革命目標是反帝反封建，但是對中國革命的定性卻十分模糊，在文件中常用“反帝革命”“民族革命”“民族民主革命”“農民革命”等概念加以論述，未明確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

　　由于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判斷不準，結果在革命的領導權、工農聯盟、土地革命路線、中國革命道路、中國革命前途等問題上都出現指導失誤，最終導致中國革命接連受挫、軍隊停止發展(根據地人口銳減，兵員得不到補充)、共產黨人受到孤立、根據地不斷縮小(由原來35個縣縮小到只剩瑞金、興國等幾個縣)，紅軍沒有回旋的余地，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紅軍長征的原因：敵強我弱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主要原因固然是王明“左”傾錯誤路線領導的結果。如果我們把著眼點轉向國民黨方面，就不難發現蔣介石30年代的各項措施加強了自身力量，為“剿共”作好了充分準備。

　　蔣介石四次“圍剿”均被紅軍擊退，大片國統區變成蘇區，引起國民黨陣營的恐慌，使蔣介石認識到，僅僅依靠軍事手段是無法消滅紅軍的，必須進行全方位“圍剿”。基于這種認識，蔣介石接受幕僚楊永泰的“總體戰”建議，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即用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思想文化“圍剿”相配合，這就是蔣介石的“新軍事戰略”。

　　政治上，1930年10月蔣介石結束了與軍閥的混戰，把精力轉向“剿共”。九一八事變后，他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向日本妥協，以實現“剿共”計劃。1933年6月8日至12日，他召開五省“剿匪”會議，進行戰略動員，并在廬山舉辦軍官訓練團，為剿共培養軍事骨干。在地方強化保甲制度，擴充、訓練民團。又發起所謂重整道德、改變社會風氣的“新生活運動”，企圖用“攻心”的辦法來控制人民，隔絕人民與共產黨的聯系，以配合對紅軍的軍事“圍剿”。

　　軍事上，在五省“剿匪”會議上，蔣介石采納了柳維垣的普遍推行堡壘政策的建議，任命柳維垣為課長，專門負責設計指導碉堡事宜。這樣，“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和堡壘主義，共同組成了蔣介石的“新軍事戰略”。1934年秋，蔣介石在廬山召開秘密軍事會議，由德國人、蔣介石的首席軍事顧問賽克特，制定了名為“鐵桶計劃”的戰略方案：以瑞金為最終目標，計劃在瑞金四周架起30道鐵絲網、30道火力封鎖線，形成半徑150公里的大包圍圈，屆時從四面向瑞金推進。為防止紅軍突圍，還計劃配備1000輛軍用10輪卡車，快速運送部隊予以攔截。

　　經濟上，從1932年起，國民政府通過幣制改革、發展企業、吸收外資等方式，刺激經濟快速增長，還通過發行公債、紙幣等方式，聚斂財富，使蔣介石的經濟實力大增。

　　外交上，向列強求援。1932年派孔祥熙出國，從意大利購買了大批轟炸機，從德國購買了大批武器。還積極爭取美、日等國的經濟援助，并聘請德、意、美等國的軍事顧問來華協助“剿共”。

　　紅軍長征的原因：列強對蔣介石的援助

　　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轉嫁危機，列強紛紛投資中國市場，給予蔣介石以經濟援助。1933年美國向蔣介石貸款5000萬美元。日本也向蔣介石貸款2億元。1933年，與蔣介石“稱兄道弟”的希特勒上臺后，中德關系進入“蜜月期”，希特勒急需中國的鎢、銻等戰略物資用于制造軍火和飛機，與蔣介石簽訂了一系列貿易協議，德國用大批軍火換取中國的鎢、銻等戰略原料。派遣龐大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幫助蔣介石訓練軍隊。美、德、意等國幫助國民政府開礦辦廠，為蔣介石“剿共”奠定了經濟基礎。

　　列強的經濟、軍事援助，使蔣介石實力大增。周恩來1936年在同斯諾的談話中說：“蔣介石在江西第五次圍剿時能動員55萬軍隊發起進攻，實行封鎖，那是他實力最強大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