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與馬共天下”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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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與馬共天下”是指什么:
“王與馬,共天下”是說東晉時期瑯琊王氏家族與當時皇室力量勢均力效,甚至還有過之,當時百姓稱之為“王與馬,共天下”,瑯琊王氏進入極盛時期。
司馬睿從東渡到登基,主要依賴了北方大族王導、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在此期間,王導位高權重,聯合南北士族,運籌帷幄,縱橫捭闔,政令己出。王敦則總掌兵權,專任征伐,後來又坐鎮荊州,控制建康。王氏兄弟權傾內外,司馬睿不過是徒有虛名而已。登基大典那天,皇帝司馬睿突然拉住大臣王導同升御床,一同接受群臣的朝賀,表示愿與王氏共有天下的意向。但天無二日,王導嚇了一跳,連忙推辭說:“太陽豈能與萬物同輝,君臣名分是有區別的”,晉元帝才沒有勉強他。
但司馬睿對王導始終十分尊敬,稱王導為“仲父”。歷元、明、成三朝,王導的地位一直十分崇高。成帝給王導的手詔總是用“惶恐言”、“頓首言”、“敬白”之類的語言,他還親自駕臨王導的府邸,禮敬王導的妻子。王導每次上朝,晉元帝都要起立相迎。所以"王與馬,共天下"的典故有著實際的歷史含意,反映了東晉門閥政治的特殊背景。
“王與馬共天下”相關評論:
這正是南渡后"王與馬共天下"的具體反映。"王與馬共天下"并不像《晉書》卷九九《王敦傳》所說那樣,只是司馬睿過江后王敦、王導一時"同心翼戴"的結果。可以說,過江以前已經具備了"共天下"的許多條件,過江以后始得有天下而相共。
能夠實現南遷,還由于江南士族名士合力消滅了陳敏勢力,為司馬睿掃清了進入建鄴的障礙。陳敏的興敗,南士的向背,其中都有王與馬的活動。
由此可見,王與馬的結合所開啟的江東政局,奠定了東晉一朝政局的基礎,影響是深遠的。至于瑯邪王氏能與司馬氏"共天下"而終于不能篡天下,這應當從門閥士族之間彼此牽制和南北民族矛盾這兩方面求得解釋,而不能只從權臣個人忠奸求之。如果門閥士族的狀況及其彼此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南北民族關系出現了重大變化,如果歷史出現了這種情況,司馬氏的天下也不是不能篡取的。不過這是晉宋之際的問題。
“王與馬共天下”晉書記載:
《晉書》卷六五《王導傳》云:瑯邪王司馬睿"徒鎮建鄴,吳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瑯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于道左。"據說南士因此應命而至,"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以后,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通鑒》據王敦拜揚州的年月,于此條的真實性有懷疑,因而有所刪削,并于《考異》中著其原委。其說確否,姑置不論。但《王導傳》此段敘述另有可疑之處。顧榮等人參預過中朝政治活動,被辟于號稱"多俊異"的東海王越府,又經歷了擁護陳敏和推翻陳敏的整個過程,于晉末形勢、司馬睿出鎮建鄴的背景以及王導偕來的目的,應當是熟知的。何況司馬越以王導佐司馬睿監徐州軍事已逾二年,而徐州下邳居南北要沖,顧榮等人何得于司馬睿、王導南渡時對司馬睿的身分、王導等北士的態度一無所知,必于徘徊半載之后偶于道旁偷視,始定出處?又觀楔之事也有可疑。司馬睿、王導至建鄴,在永嘉元年九月。《晉書·王導傳》言司馬睿在建鄴"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下敘"會三月上已帝親觀禊",此三月無疑為永嘉二年三月。前引尊經閣本《世說新語》汪藻《考異》謂永嘉元年十一月太妃薨,司馬睿欲奔喪而不果,又謂"二年三月,上還瑯邪國,四月葬太妃",然后南還。據此可知,永嘉二年三月上已,司馬睿已在艱中,即令他還未啟程歸國,尚留建鄴,也不可能有"帝親觀禊"之事,因而也不可能有騎從率拜諸情節。所以,這種故事性的描述是不足信的。但是其中所反映的王、馬關系和敦、導地位,以及南士尚存的猜疑心理,應當是近實的。
我們還可以用同樣的理由來解釋另一史料。太興四年(321年)七月,王導拜司空。《晉書》卷三五《裴楷傳》:"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案王導拜司空,是晉元帝為防王敦而以戴淵鎮合肥、劉隗鎮淮陰以后八夭的事,拜王導為司空實際上是元帝在處理王、馬關系問題上所采取的一項平衡措施,主要不是對王導特加崇敬。其時王敦構亂將發,王導際遇艱難,處境微妙,說不定有覆族之虞。裴道期即裴邵,裴妃之兄,王導在司馬睿平東府的同僚,隨司馬越、王衍出軍死難。劉王喬即劉疇,劉隗從弟,蔡謨每嘆若使劉疇過江,"司徒公之美選也",見《晉書》卷六九。王導思及裴邵、劉疇,主要當是從人才方面著眼。裴邵人才是否足以與王導同登三事,姑置不論。但是我們可以分析,如果王導與裴邵得以以越府舊誼而又共事睿府,也許東晉初年那種艱難境遇就不至于出現了。王導于此思念裴邵,于嘆借人才之外,或許也是表示對司馬越與裴妃的思念之情。不過這只能算推測之詞,存此備考。
“王與馬共天下”魏書記載:
《魏書》卷九六《司馬睿傳》以及同書卷三三《張濟傳》,均謂江左"主弱臣強";《十七史商榷》卷四九,謂"晉少貞臣"。這些都是確當之論。其實從西晉后期以來,惠、懷、愍帝都是權臣的掌中物,其時已是"主弱臣強",且"少貞臣",不獨江左如此。不過西晉的權臣是宗室強王,士族名士往往要依附于他們才能起作用。東晉則不然,士族名士本人就是權臣,宗室王公也要仰食于士族名士。
"五馬渡江",除元帝一馬之外,其余四馬,即彭城、汝南、南頓、西陽諸王,都因不見容于士族權臣而喪生。據《世說新語·仇隙》,元帝用譙王承刺湘州以扼王敦,為王敦弟王廙所殺,多年以后,承妻泣謂子無忌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世將(廙)。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強,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以避禍耳!"瑯邪王氏門強如此,以至宗室不敢道其殺親之仇,這正是強烈地反映了門閥政治的特性。如果說西晉自武帝以來,士族名士是司馬氏皇權(包括強王權力)的裝飾品,那末東晉司馬氏皇權則是門閥政治的裝飾品;西晉尚屬皇權政治,東晉則已演變為門閥政治。東晉皇權既然從屬于門閥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對象,"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